蘇聯50年代文論之所以能在中國很長一段時間裏獲得霸權，根本原因在我們自身。在“文革”結束以前的近三十年中，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左”的路線占了主導的地位。這樣在我們的頭腦中就很自然地形成了一種“左”的預成圖式，當我們去吸取蘇聯文論時，就與其一拍即合。我們覺得我們需要的就是這些東西，這些東西很對我們的胃口。例如，新時期以前的文學創作存在著嚴重的“圖解化”的毛病，五六十年代就提出過“寫中心、畫中心、演中心、唱中心”的口號，這是“拉普”的口號在中國的翻版，1931年斯大林對經濟工作作了《新的環境和新的經濟建設任務》的報告，“拉普”領導立即作出《關於斯大林的講話和“拉普”的任務》的決議，認為“斯大林講話的每一部分都是藝術作品有價值的主題”。可以說“拉普”的做法，我們是心領神會的。因此我們似乎不必對蘇聯50年代的文論說三道四，問題還是我們自己身上有“病”。先要治好自己的“病”，我們才可能心明眼亮，那麽無論我們麵對的是什麽對象，都能放出眼光來，有所鑒別，有所取舍。
蘇聯在50年代中期以後，對文藝思想進行了調整。特別是新出現的“審美學派”專注於文學藝術的審美特性的揭示，對20年代的形式主義文論流派也有重新的評價；符號論文論也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果，對西方也采取開放的態度，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改為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開放體係。但在新時期以前的中國，還是延續蘇聯50年代初期的文論。而且後來60年代的“反修”鬥爭，大批人道主義等，不但沒有抑製蘇聯50年代初期“左”的東西，相反把其“左”的東西更推進一步，一直發展到“文革”的極“左”的災難。這是沉痛的教訓，不能不吸取。我這樣說，絲毫沒有把自己排除在外的意思。實際上，我自己從學習蘇聯50年代的文論開始教學和研究的生涯，自己的著作中，也常跟著蘇聯50年代初期的文論的腳印走，錯誤是很多的。我隻是想把自己擺進去，進行理性的客觀的反思，從中吸取必要的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