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揚的文學理論活動，可以分為上海時期、延安時期、北京前期和北京後期四個時期。這裏描寫北京前期，即通常所說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最初的17年（1949—1966）的文學理論活動。在此期間周揚曆任中央文化部常任副部長、黨組書記、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全國文聯副主席、中國作協副主席。在17年中，他實際上主持了全國的文藝和文藝理論的工作。周揚1949年以來出版的理論著作有《新的人民的文藝》（1949）、《堅決貫徹毛澤東文藝路線》（1951）、《文藝戰線上的一場大辯論》（1958）、《我國社會主義文學藝術的道路》（1960）、《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的戰鬥任務》（1963）、《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 做又會勞動又會創作的文藝戰士》（1965）等。在周揚代表中國共產黨領導新中國成立後17年的文藝理論工作，主要關注的是社會主義文藝建設問題。周揚的理論工作可以說成績與錯誤並存。從積極的角度說，周揚在這個時期，在貫徹毛澤東文藝思想上麵是不遺餘力的，並且突出地提出描寫“英雄人物”問題，闡釋和發揮了毛澤東的文藝思想，對藝術創作的規律也有所探索，如講文學要通過形象說話，不能概念化。從消極的角度說，周揚時時在揣摩毛澤東的心思，一直忠實執行了“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做法。1951年批判電影《武訓傳》運動，他忠實地執行了毛澤東的指示，對電影《武訓傳》作了十分不當的批判。1954年毛澤東發動反對胡風的運動，批判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和批判胡適的唯心主義思想，周揚寫了《我們必須戰鬥》，尤其是對胡風的批判是不公正的；1957年毛澤東發動反右運動，周揚寫了《文藝戰線上的一場大辯論》的長篇論文，對丁玲、陳企霞等文藝界同誌進行殘酷鬥爭、無情打擊，周揚對文藝界反右派擴大化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周揚的文藝思想是占主導傾向的“文藝從屬於政治”思想的代表。盡管如此，1965年毛澤東還認為他“政治上不開展”，毫不客氣地指出：“你和文化界老人有千絲萬縷的聯係，你不能再溫情了。”“文革”中終於被打成中宣部的“二閻王”，被殘酷鬥爭，在北京秦城監獄關了九年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