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揚的文學思想的核心是他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在中國的極力的提倡，對文學與人民群眾關係的反複思考。對於文藝為人民的問題，他在30年代上海時期，就提出文藝大眾化問題。提出的動機當然是好的，而且經過熱烈的討論，但問題並沒有解決。正如他在1944年所說：“‘大眾化’。我們過去是怎樣認識的呢？我們把‘大眾化’簡單看作就是創造大眾能懂的作品，以為隻是一個語言文字的形式問題，而不知道同時甚至更重要、更根本地是思想情緒的內容的問題。”[1]直到他擔任延安“魯藝”院長期間，這個問題仍然沒有解決。“魯藝”的學生當時還是把國統區的一套照搬過來，還是搞“大、洋、古”。在烽火連天的抗日鬥爭這樣一個時刻，不能用手中的筆為抗日鬥爭服務，還醉心於與現實離得很遠的藝術，的確是不應該的。直到1942年毛澤東《講話》後，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命題提出後，周揚才心悅誠服接受毛澤東的這一思想，這其中還有屬於周揚自己的論證，而不是簡單附和。周揚的40年代最重要的論文《〈馬克思主義與文藝〉序言》說：“文藝從群眾中來，必須到群眾中去。”[2]他通過毛澤東文藝理論的學習，對“大眾化”有了新的理解和闡述，認識到人民群眾文藝論的確立的關鍵在作家的人生觀的改造過程中。他說：“毛澤東同誌作了關於‘大眾化’的完全新的定義：大眾化‘就是我們的文藝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農兵大眾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這個定義是最正確的。”[3]周揚的意思是，為人民群眾服務的文藝能否產生，取決於作家的世界觀、人生觀是否得到真正的改造，是否把自己的立足點移到工農兵方麵來，移到無產階級方麵來。作家自己的感情是否屬於工農兵，這才是文藝為工農兵的關鍵所在。周揚就這樣提出對創造群眾文藝的新理解。在日後他所領導的文藝工作中，也是按照這個標準和定義來評判作家和作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