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揚文藝理論活動的興奮中心，從1942年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起，直到新中國成立前後，差不多一直都在如何貫徹毛澤東的《講話》的精神以及如何解釋蘇聯作協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方法。毛澤東在《講話》裏提出了“進行文藝問題上的兩條戰線的鬥爭”，意思是既要反對內容有害的作品，也要反對隻講內容不講形式的所謂的“標語口號”的作品，達到政治與藝術的統一。周揚接過毛澤東的提法，提出“一方麵反對文藝脫離政治的傾向，另一方麵也反對概念化、公式化的傾向”。[1]在文藝如何為人民服務的問題上，周揚的特殊貢獻就是提倡寫“新的英雄人物”，但是如何寫好“新的英雄人物”，由於各種原因，常常出現公式化、概念化的問題。那麽在堅持文藝的革命方向的前提下，如何來消除公式化、概念化的問題，使作品“忠實於現實”、“嚴格忠實於現實”，就成為周揚經常思考的問題。周揚作為一位文學理論家當然知道創作一旦陷入公式主義，文學的真實性也就消失殆盡，文學的魅力也就必然失去。所以早在1951年，周揚就說：“文藝上的公式主義的特點，就是把本來是多麵的、複雜的、曲折的生活現象，理解成和描寫成片麵的、簡單化的、直線的。公式主義者不按照生活的多樣性而按照千篇一律的公式去觀察和描寫生活，不但把複雜的生活現象簡單化，而且把真正的政治，即群眾的政治庸俗化。另一方麵，形式主義的特點，則是編造不現實的故事，繪聲繪色，加以描寫，以人為的、‘戲劇性’的矛盾和曲折的情節來代替生活本身的辯證法，掩蓋生活內容的空虛。”[2]概念化、公式化與文藝的真實性是相對立的，而周揚認為：
無論表現現代的或曆史的生活，藝術的最高原則是真實。[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