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初、中期，是一個全麵學習蘇聯的時期。我國的文論建設也正是在這個時期起步。蘇聯的文論通過兩條渠道進入中國，一是翻譯，幾乎在蘇聯占著主流地位的文論的專著和論文以及重要的教材，都一一被翻譯過來，如季摩菲耶夫的三卷本《文學原理》、涅陀希文的《藝術概論》，在中國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一是請專家來華傳授，如北京大學請了畢達可夫，北京師範大學請了柯爾尊，等等，他們在中國開班設課，編寫講義出版，其授課的對象是新中國第一代青年文藝學教師，他們的影響也是很大的。在一個時期裏，我們這個有幾千年文明史的國家竟然在文學上得了“失語症”，完全是亦步亦趨地跟在蘇聯文論後麵。可以這樣說，50年代的蘇聯文論在新中國開創時期取得了霸權地位，中國文論則完全臣服於蘇聯文論的腳下。這就不能不帶來嚴重的後果：第一，文學問題的政治化，堵塞了文學理論的普通知識，嚴重扼殺了敢於獨立思考的、有真知灼見的一代文論家的創造。正像蘇聯把典型問題當政治問題一樣，中國也把“寫真實”論、“題材廣闊”論、“中間人物”論、“人性”論、“人道主義”論當作修正主義來批判。發展到“文革”被概括為“黑八論”，要大批特批，一大批長期從事文學批評和文論研究的專家學者，遭到了慘無人道的摧殘。在中國，“左”的路線不但批觀點，而且整人。如錢穀融先生，在1957年發表了論文《論“文學是人學”》，“想為高爾基的這一意見作一些必要的闡釋；並根據這一意見，來觀察目前文藝界所爭論的一些問題”，對季摩菲耶夫《文學原理》中的“人的描寫是藝術家反映整體現實所使用的工具”的觀點，提出商榷，強調文學要寫具體的活生生的人，認為“人道主義精神是我們評價文學作品的最低標準”，結果遭到了長期的批判，乃至政治性的批判。秦兆陽發表了論文《現實主義——廣闊的道路》一文，不過對西蒙諾夫的觀點表示同感，建議把“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改為“社會主義時代的現實主義”就遭到了政治的批判和鬥爭。由於隨意把文學問題政治化，文論研究除了重複一些馬列詞句外，也就無法進行下去。文藝理論成果微乎其微，也就可以理解了。由於把文學問題混同於政治問題，就人為地設置許多禁區，這是文論的悲劇，這不能不說與蘇聯50年代文論的影響是密切相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