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文學理論的自主性是由時代的由外而內的回歸運動所決定的話，那麽，文學理論的開放性則是由時代的由內而外的解放運動所召喚的。
由十一屆三中全會所開啟的新時代的又一曆史行動，就是批判了“兩個凡是”，讓“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思想深入人心，並化為行動。實踐的洪流衝開了理論的堤壩。“聯產計酬”、“承包”、“合資”、“特區”以及“一國兩製”在馬列的辭典裏找不到，那沒關係，讓實踐來證明它們是真理，讓後來編辭典的人再加上就是了。這就是我們時代的又一特征——“開放性”。在我看來，開放不應簡單地理解成向外國開放。開放的準確含義是打破理論的封閉性，向生動的實踐開放。實現由內而外的解放運動。我們搞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不是要追求理論本身僵化的完備，而是與社會實踐的活的聯係。
時代的開放性要求文學理論也向生動活潑的文學實踐開放。目前文學理論還缺乏一種內在的活力，它給人的是一種雙重的印象。一方麵，它頭頭是道，一環扣一環，自滿自足，給人以極其嚴整完備的感覺。對於那些準備考研究生的學生來說，是極其方便和適用的。而另一方麵，當用它去分析新出現的文學事實時，就覺得無從下手，顯得極其軟弱無力和不適用。因此作家們一提到文學理論不是感覺莫測高深，就認為是一大堆概念在兜圈子。為什麽會產生這種雙重性呢？究其原因，就在於它把自己封閉起來，切斷了與生動活潑的文學實踐的聯係。一種文學理論隻有在鍥入正發展著的文學實踐中時，它才能稍稍免除理論的“灰色”，而保持生命的“常青”。文學理論同任何一種理論一樣，其活力隻能來自實踐。打破自身的封閉性，敞開通向實踐的大門，這才是文學理論的唯一出路。在文學理論發展史上，沒有一個有影響有建樹的文學理論家不是麵向他那個時代的文學實踐的。對德國文學理論產生了巨大而深遠影響的文藝理論家萊辛，他的理論成果不是根據某一個邏輯起點，抽象地推論出來的，而是對漢堡民族劇院的實踐的批評和探討。至今仍深深地影響著蘇聯和中國的文學理論研究的別林斯基，他的一係列文學觀點的提出和闡發，都與對普希金、果戈理、萊蒙托夫、涅克拉索夫、屠格涅夫、岡察洛夫的文學實踐的具體而深入的評論聯係在一起。魯迅沒有什麽係統的文學理論專著，可他從那個時代文學實踐出發做出的種種結論，至今仍閃爍著耀眼的光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