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發表於《文藝爭鳴》1998年第1期。
中國文學理論工作者之多，可能占世界第一位。因為與外國的高校同類的係科不同，中國高校的中文係都要開一門乃至數門文學理論課程，這些課程都要文學理論教師去開設。另外從中央到地方的社會科學研究所，也都有專門的文學理論研究所或研究室。更為重要的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曆屆政治運動，也往往以文學理論的論爭為開端。由於這一原因，許多非專業的文學理論工作者，也特別關心文學理論界的爭論，進一步是參與這種爭論，有時甚至是全民的爭論，這也使許多非專業的文學理論工作者在一段時間裏轉為“專業”的。文學理論的隊伍的“龐大”為天下“第一”。但是，我們如此龐大的文學理論工作者隊伍卻往往沒有屬於中國的和當代的自己的“話語”。在新中國成立之初，在“全麵學習蘇聯”的口號下，我們的文學理論不顧中國自身的文學傳統和實踐，完全搬用蘇聯的一套理論，我們操用的是季摩菲耶夫、畢達可夫和他們的老祖宗“別、車、杜”的“話語”[1]，中心概念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和“典型人物”。幾乎蘇聯的每一篇重要的文學理論論文都以最快的速度被翻譯發表。任何一種不同的聲音，都可能是嚴重的“錯誤”或“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論，而痛遭批判。最典型的例子是秦兆陽的論文《現實主義——廣闊的道路》和錢穀融的論文《論“文學是人學”》一發表即遭到無情的批判。雖然此時蘇聯國內的風向改變了，可理論的慣性不能容忍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任何一點修改。20世紀六七十年代是“反修批修”和“**”時代，其中心概念是“文藝為政治服務”，甚至連文學的“真善美”問題也成為理論的禁區，“三突出”等理論大行其道。我始終認為毛澤東的《講話》在那個時代發表，其思想是從實際出發的，的確給當時的文藝發展指明了方向，其中的一些論點直到今天也還有意義，是不可否定的。但也絕不能把它作為教條來崇奉，因為時代在變化，文學的實踐也在變化，我們應該而且可能在新的曆史條件下，做出一些新的理論概括，建立起新的理論體係。新時期開始後，了解世界的窗口被打開了，我們看到了西方世界幾乎發展了一個世紀的各種各樣的文論，20世紀在西方被稱為“文論的世界”，他們所形成的理論之多，提出的理論之新，理論變化之快，都是空前的。我們在差不多10年的時間裏，把他們的東西介紹過來，翻譯過來，那吸收的“欲望”是“如饑似渴”，那吸收的方式是“生吞活剝”。我們的論文和著作中又都“充塞”他們的話語。這一回我們已沒有什麽中心概念，每一位理論家都可以擁有一個或多個概念。你覺得俄國形式論的批評有理，我覺得英美新批評的細讀方法有用，他覺得法國的結構主義或解構主義合理，還有的人熱衷於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或新近流行的女權主義、新曆史主義等，不一而足。上麵我描述了我們新中國成立以來文論發展的三個時期——50年代的“學習蘇聯”時期；六七十年代的“反修批修”時期；80年代的改革開放時期。這三個時代的中國文論的發展是很不相同的，但卻有一個共同的特征，那就是搬用外來的東西或教條式的東西，而沒有自己的“話語”。我們基本上還沒有建立起屬於中國的具有當代形態的文學理論，我們隻顧搬用，或隻顧批判，建設則“缺席”，中國具有世界“第一多”的文學理論家卻沒有自己一套“話語”，這不能不使我們陷入可悲的尷尬的局麵。我自己親身走過了這三個時期，我感到異常的痛苦，作為一個文學理論教師還有什麽比不能講自己的話更痛苦的呢？“建設”的意識一直在我心中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