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來，1976年10月是一個劃時代的歲月。從那時起，一個新的時代已悄悄在中國大地上誕生。迄今為止，我們對時代的嬗變的認識還遠非充分。土地還是這塊土地，人還是這些人，但時代已進入另一個軌道，一個為中國大多數人所樂於接受的軌道。“改革”一詞莊嚴地登上了曆史舞台。我們麵對的景觀（物的層次）改變了，我們的理論和製度（心與物的結合層次）也發展了，我們的心態結構（心的層次）也正在變化，一句話，從物質、精神到生活方式、思維方式、價值觀念都在發生變化，整個的文化場都在更新。
我們所處的新時代是從改正錯誤起步的。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前夕，毛澤東的思想本來是很清醒的。他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說：“嚴重的經濟建設任務擺在我們麵前。我們熟習的東西有些快要閑起來了，我們不熟習的東西正在強迫我們去做。”“我們必須學會自己不懂的東西。”然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的近20年的時間裏，實際的生活往往偏離上述的正確思路。我們常常迷失自己固有的目標。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思想指導下，我們主要不是把建設作為自己的事業。這樣，新時代麵臨的第一個任務就是尋找回失落了的“思路”，使國家的功能轉向自身。“實現工作重點的轉移”，使國家轉入搞建設的軌道，使工農兵學商各安其業，就是“轉向自身”的實現。所以我們所處的時代是一個由外而內的回歸自身的時代，自主性是它的首要特征。
時代的自主性要求我們時代的文學理論也應該有自主性的品格。然而，迄今為止，文學理論仍甘心當人家的附庸，失去自身應有的特征。本來，文學理論應該是文學的理論。可實際上，我們的文學理論長期以來是哲學的理論，政治學的理論，近來又變成了係統論的理論，模糊數學的理論……名為“拓展”，實則失去自己應有的個性和自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