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在這種環境中，1961年，中央決定，集中中青年學者，在老專家的帶領下開始文科教材的統一編寫工作，由當時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周揚直接領導。在這一年當中，周揚作為文藝界的領導，一直堅持“文藝從屬於政治”的主導傾向，但經過了1958年到1960年，國家進入“三年困難”時期，思想多少有所反思，文藝思想的傾向也有了一些變化。他在中央的支持下指導文科教材的編寫，不能不提出各個領域的規律的探討問題。所以他多次針對教材建設發表重要意見，這些意見既包括編寫教材的原則和方向，也包括非常細致的具體實施建議，多有新的見解。
例如，關於如何認識毛澤東文藝思想的指導作用，周揚表現得既清醒又大膽，既強**材“要把毛澤東文藝思想貫穿在裏麵”，因為“毛澤東的文藝思想是發展了的馬克思主義文藝觀點”，又指出：“我們用毛澤東思想掛‘帥’，是把它作為紅線，作為靈魂，進行總結。教科書不同於具體政策，如果句句都引用毛澤東主席的話，就會使‘帥’變成兵將，紅線變成紅布，靈魂變成肉體了。”[1] 在如何正確處理文藝與政治的關係的問題上，周揚指出不要混淆二者的界限，注意避免將文學理論政策化，防止產生不良影響：“我們要研究特殊規律，不把一般代特殊，以政治代文藝。……同樣，政治隻能包括而不能代替文藝，一般隻能包括而不能代替特殊。”“我們既然要領導文藝工作，就得研究藝術的客觀規律。研究它在各時代、各民族的共同規律，也研究它在中國、在社會主義時代的特殊規律。”“文藝是要通過它的特點來為政治服務的。不通過文藝特點，也可以服務，但服務得不好。比如標語口號式的文學，可以服務而作用不大。隻有通過文藝的特點，通過藝術感染力才能服務得好。”“文學概論要寫得生動，引人入勝，不要形成僅僅是對文藝政策的解釋。”“不要把文學概論寫成對黨的文藝政策的解釋。”“不至於僅僅把政策看成條文，而知道政策是從事物的發展規律中總結出來的，有著深刻的理論根源。”[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