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黨中央對全國的經濟工作提出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對農業、工業、商業等製定了調整的政策和工作條例。與此同時，教育、科學、文藝的調整也提上日程，積極進行。文學藝術方麵的變化更為顯著。1962年3月，文化部和中國劇協在廣州召開話劇、歌劇、兒童劇座談會（史稱“廣州會議”），對表現新時代新生活、題材風格多樣化問題、戲劇衝突和表現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等進行了熱烈的討論；還對幾個受過批判的話劇作了新的、肯定的評價，給受到錯誤處理的作者平了反。同年4月30日，中央批準《關於當前文學藝術工作若幹問題的意見（草案）》，簡稱《文藝八條》，其中包括：一、進一步貫徹執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二、努力提高創作質量；三、批判地繼承民族遺產和吸收外國文化；四、正確地開展文藝批評；五、保證創作時間，注意勞逸結合；六、培養優秀人材，獎勵優秀人材；七、加強團結，繼續改造；八、改進領導方法和領導作風。同年8月，中國作家協會在大連召開農村題材短篇小說創作座談會（史稱“大連會議”）。這次會議提出，文藝創作要打破簡單化、教條主義和機械論，向現實主義深化，提倡人物形象塑造的多樣化，不但要寫正麵、反麵，還要寫中間人物。中央調整了關於文藝問題的方針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批評了“左”的文藝路線，重新確定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總結了新中國成立以來文學藝術建設的經驗和教訓，同時提出了一些符合藝術規律的意見和看法，如“沒有形象，文藝本身不能存在”、“寓教育於娛樂之中”、“以政治代替文化，就成為沒有文化”等。文學理論界的思想相應地也得以一定程度的激活，“題材”問題、“現實主義深化”問題、“人情”問題、“時代精神”問題都受到了深入關注和探討。理論批評界一度出現少有的繁榮氣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