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莉絲·阿什[1]，朱迪思·隆巴德[2]，露西婭·阿爾卡拉[3]
導論
本章的主要目標是描述有關於以支架為焦點、以反思為導向的實踐社團的研究發現是如何轉變了博物館教育工作者作為教育從業人員的身份的。第二個目標是描述這一理論、以這一理論為基礎的多種方法論，以及與這一研究相伴隨的分層分析。我們使用的理論透鏡是社會文化的，它非常注重社團建設、對話協商、持續反思以及對實踐的研究。
我們的研究體現了博物館教育工作者不斷變化的教學實踐的融合，諸如留意學習者做了什麽並根據那些新的認識、新的話語（如價值）、集體協商的實踐以及重新定義了社團及其成員的新思維方式做出應對。我們認為，這些正在變化的實踐以及思維方式與討論方式導致了博物館教育工作者身份的根本變化，使其從機械式的說教者變成了在最近發展區內提供支架的博物館教育工作者（Vygotsky，1987）。我們把這些變化置於一個新的實踐社團（community of practice，CoP）之中（Lave & Wenger，1991）。在本章，我們呈現了社團職能以及社團中個體職能發生變化的各種不同標誌。
像絕大多數同時代的人一樣，我們在研究中付諸的努力也基於並體現了建構主義理論與方法論和本研究的相關性，並推進了這樣一種認識，那就是兒童和成人的學習，隻有在與他人互動的過程中才能展開個人化的探究並獲得相應的體驗，而不是在機械的講授和說教時才最有效。但是，與很多同時代的人不同，我們把這些思想與維果茨基（Vygotsky，1987）（最近發展區和學習與教學的社會建構主義觀點）和布魯納（Bruner）（支架、社會性學習）等人提出的強有力且以社會文化為基礎的理論、實踐社團（Lave & Wenger，1991；Wenger，1998）以及文化—曆史活動理論（Engestr?m，1998，2001；Wells，1999）等結合在了一起。我們在本章中討論了如何對這些理論洞見進行轉化以推動博物館教育工作者實踐的轉變。[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