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妮弗·德威特[1]
導論
參觀結束後獲得的經驗也可以支持學生在學校組織的博物館與科學中心的實地參觀考察中進行學習，以前的研究強調了這一點的重要性（Anderson，1999；Anderson，et al.，2000；Lucas，2000）。然而，教師通常需要大量支持，才能夠恰當地跟進並強化諸如此類的參觀活動（Anderson，Kisiel & Storksdieck，2006；DeWitt & Storksdieck，2008）。本章的目的是探討數字媒體作為一種手段在這方麵具有的潛力，教師可以使用數字媒體手段為學生提供支架，讓他們在參觀結束後而不是在參觀過程中從與可以動手操作的展品的互動中學習。在考慮這個問題的時候，筆者采用了一種學習的社會文化視角，特別是使用了文化—曆史活動理論，文化—曆史活動理論重點強調要把社會性互動及對話作為意義建構的一種手段（參見Mercer，1996；Wells，1999；Wells & Claxton，2002）。這種視角源自維果茨基（Vygotsky，1978）的工作，維果茨基認為學習是個體之間借助於各種有中介支持的互動而發生的，而且各種人工製品或工具手段在這樣一種有中介支持的活動中發揮著關鍵作用。按照維果茨基的觀點，這些工具手段既可以是物質層麵的，諸如錘頭、鉛筆，抑或是一段視頻錄像（盡管學習者本人可能並沒有明確意識到這些東西是工具手段），也可以是心理層麵的，諸如標誌、符號、書麵文字等，而且維果茨基還把語言作為一種最為重要的中介工具。就像我們在下麵將要詳盡闡述的那樣，工具不但在意義建構過程中發揮著有機且內在的作用——諸如當一架望遠鏡被作為工具時，就能夠讓學生對一片樹葉進行近距離觀察，而且還可能抵近到細胞這一層次與水平上——而且個體還可以用它們來為他人的學習提供支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