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 have worked at developing bridges between Continental and North American understandings of the idea of pedagogy from an ontological-epistemological-axiological perspective.
I have translated and made available the phenomenological pedagogical thinking of Langeveld， Buytendijk， and others.
——Max van Manen
範梅南教授認為他所做的工作中，首先是在歐陸和北美之間架設了一座橋梁。對於歐陸和北美的學術差異從“科學”（science）這個詞的意義的不同偏好就可略知一二。在歐陸，當人們提到“科學”這個詞的時候，它是涵蓋了文學、藝術、哲學等人文科學，並不僅僅指“自然科學”；而在北美，當人們使用“科學”一詞時，人們很自然地想到“自然科學”，它已經喪失了科學一詞在歐洲原初的豐富意義。由此，可以看出，北美更注重實證，更注重自然科學方法，如美國本土的哲學便是實用主義，它可以追溯到英國的經驗論。北美的方法論特征更傾向於觀察、實驗、推理證明，是一種自然科學的研究範式，如行為主義的研究。當我們談論“教育科學”時，北美就是一種實證主義的研究方式。而在歐陸，情況就要複雜得多。在歐陸，由於“科學”一詞的豐富意義依然沿用，所以，“教育科學”可能是自然科學或實驗教育學的研究方式，也可能是人文科學或精神科學的研究範式，如“現象學運動”主要在德國和法國，他們就是要對抗科學主義的偏頗，為人文科學贏得自己的地盤。如德國的文化教育學，荷蘭烏特勒支的現象學教育學都具有歐陸的“教育科學”特征，而這種區分到了中國，已經很少有人注意。
範梅南所沿用的解釋學傳統就是北美所缺乏的，一個務虛，一個務實；歐陸更關注意義，北美更關注事實。範梅南對於歐陸的人文科學學術傳統研究甚深，在進行方法論探索的同時，他也翻譯了德國和荷蘭的大量現象學教育學經典文獻，並把它們介紹到北美，為北美的學術注入了新鮮血液，用體驗哲學彌補自然科學研究的不足和種種弊端。所以，我們說，範梅南架起了一座溝通歐陸和北美教育學的橋梁，他的現象學教育學研究豐富了北美的教育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