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實踐現象學
範梅南的一篇論文題目就是《實踐現象學》。[1]提到現象學，我們自然會想到開創者胡塞爾，他一生大部分時間致力於純理論的思考，其旨趣明顯在於知識論。就在他人生的最後十年，他開始關注人類社會、曆史，開始關注“生活世界”，似乎有走向實踐的意向。這似乎造成一種假象：仿佛胡塞爾開創的現象學之初與實踐無緣。因為我們過多地關注他的概念、範疇體係，關注他的現象學之思的結果——現代西方哲學史中的現象學知識理論，而遺忘了胡塞爾現象學之思這一哲學活動的實踐本色。也就是我們遺忘了胡塞爾的方法——本質還原，懸置胡塞爾本人的現象學理論，回到胡塞爾“麵向思的事情”（海德格爾語）。當下之哲思亦是一種實踐。“現象學運動”的後繼者們則從不同的視角探索實踐現象學，偏離了胡塞爾原初的純知識論所建構起的哲學知識大廈。另外，我們一提到哲學，首先想到的是它的“無用性”。人們常有一個矛盾的說法——“哲學無用卻有大用”。通常我們看不出哲學有什麽實用性和功利性，它不能作為工具去解決實際的問題，比如門打不開了，哲學幫不了忙。熟悉中國哲學的人更容易理解哲學的“無用卻有大用”，因為中國哲學中的“體道”“悟道”更強調“體知”“體認”，身體力行，躬行踐履，“知行合一”。我們的漢字“道”就是“一個人在道路上走”。所以，“實踐”在中國哲學中可理解為“腳踏實地，踐履親證”。
這樣，“實踐”與“現象學”結合在一起就不會讓人覺得莫名其妙。另外，還要做一個區分，在西方哲學史上一直有“實踐哲學”這一稱謂。如亞裏士多德的《尼各馬可倫理學》、康德的《實踐理性批判》，還有中國人比較熟悉的馬克思的“實踐哲學”。我們當然可以從這些關於實踐的理論思考中汲取營養，如關注實踐的倫理學，以便我們更好地理解教育實踐，但實踐現象學又有其獨特性，與“回到教育本身”“回到實事本身”更具親和力和待闡發的意義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