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 have worked at approaches for doing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based on the scholarship of phenomenological philosophers such as Husserl， Heidegger， Sartre， Merleau-Ponty， and others. See Researching Lived Experienceand many articles on this topic.
——Max van Manen
對於範梅南來說，“做”現象學的精神貫穿他的整個學術生涯，其中，現象學寫作是他一直關注的研究領域。範梅南是一位教育家和實踐者，他始終以“回到事情本身”的態度做現象學，而不是書齋裏的理論家和玄想者。教育實踐是他每天的日課，現象學寫作是他一以貫之的反思方法。
1975年，斯皮爾伯格（Herbert Spiegelberg）寫了一本書，題名為《做現象學》，他的目的是要使做現象學的精神直接麵對現象，使直麵現象的做現象學的精神得以複活。其中，他談到工作坊的方法（workshop approaches），選擇有限的、細小的主題進行探究。它們出於專業實踐的需要，而不是現象學理論的學院研究。這個時候，方法其實是一種思維態度或思維風格，就像胡塞爾說的哲學態度來替代想當然的自然態度。做現象學作為一種反思方法，如懸置、還原，它是要與生活世界發生最原初的相遇，在我們親曆的時候體驗到“事情本身”，而不是概念化或理論化的“事情”。在概念之中，“事情本身”的意義早已逃逸，人類隻是想再現原初的發生，不得不借助語言來捕捉過去了的“現在”，可語言畢竟不是“事情本身”。
烏特勒支學派的學者兼不同專業的實踐者寫出了經典的現象學教育學文本，卻從不談方法問題。關於方法，他們好像無話可說。教育學文本就成了方法，寫作就成了現象學研究。我們可能會被這些富有洞見的文本打動，但讀者卻很難從技術的意義上去學習、模仿他們寫作文本的方法。這就關涉到寫作體驗本身的孤獨性，寫作現象學要求讀者自己去體驗，自己去穿越黑暗，文本和黑暗成了方法，方法在不斷地創造之中，我不是靠方法去寫，而是寫出了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