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70年代，就有學者用現象學研究教育問題，著名哲學家有Maxine Greene， Leroy Troutner，Donald Vandenberg。賓夕法尼亞大學的科克爾曼斯（Joseph J.Kockelmans），荷蘭哲學家，後移居美國，他翻譯出版了《現象學心理學：荷蘭學派》（Phenomenological Psychology：The Dutch School，1987）。該書是Linschoten 和Vandenberg編輯的《人與世界》的選集。密歇根大學的L.S.Barrit與荷蘭烏特勒支大學的Beekman，Bleeker和Mulderij合著《教育的現象學研究手冊》（A Handbook for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in Education，1983）。
美國對現象學教育學的理解可以參讀派納等所著《理解課程》中的第八章，文中把課程理解為現象學文本[1]。現象學通過嚴肅的、艱辛的努力去深刻地真實地理解經驗。現象學者駁斥理性主義（rationalism）（其中，實在的“底線”是邏輯）和經驗主義（empiricism）（正如20世紀主流社會科學所闡述的那樣，實在的“底線”是它在統計學中的數學表征），因為它們難以描述人們對世界的體驗。現象學研究者質疑的是：現象，即“實事本身”（the things themselves）如何在個體的體驗中呈現它們自身，尤其是當他們在實際體驗時間中呈現自身的時候。
對於現象學研究者而言，“意識”是一個重要範疇。然而，格林（Maxine Greene）注意到這一術語不能表示“內省”（introspection）。人的意識朝向世界，而不是背離世界。範梅南說，當植根於世界中時，現象學研究就是一種“詩性活動”，即經驗的美學表現。教育製度的日益“科層化”，教育研究和知識形式的“技術化”影響，傾向於侵蝕我們對日常生活中教育能力的理解和反思性實踐（praxis）。格林解釋道，意識的現象學概念是“體驗情境”（experienced context）或生活世界。範梅南勾勒了現象學研究的五個特征：①現象學研究考察體驗。研究被直接體驗到的生活世界，而不是我們先前概念化的世界；與容易達到的日常“實際”世界相比，個體尋求經曆和揭示更深層次的經驗。現象學者尋求對世界的更直接的體驗和際遇。②現象學研究尋求經驗的本質，倡導通過“本質還原”去“懸置”“自然態度”。③現象學研究的是智慧（thoughtfulness）的意識實踐。④現象學研究並不是為知識而生產知識，而是為了揭示人類的意義而生產知識。⑤現象學研究總是體現出詩性的特質。像詩一樣，現象學試圖運用一種富有魔力的喚起性的原初的聲音，現象學者旨在利用這種聲音呈現為對世界的原創性“演唱”。我們可以說，現象學語言“歌唱”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