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傳統哲學無論是形而上學，還是知識論，都是抽象思辨的理論體係，其中並沒有多少“現象”的位置。他們通過抽象歸納、演繹推理追求那不變的本質和確定性真理，結果導致“去世界化”（海德格爾語），脫離了真實的生活。另外，近代自然科學的發展和實證主義主客二分的、價值中立的純客觀的研究態度，使一切都變成了客觀的對象，人的世界的豐富意蘊被抽幹，變成了“李子幹”（現象學教育學常用的比喻）。正當表麵繁榮的危機時刻，現象學的開創者胡塞爾發出了振聾發聵的呐喊——“回到事情本身”，並決心把哲學史上的“大鈔票兌換成小零錢”，通過還原，回到“現象”本身，直觀“現象的湧動”。
現象學是對前反思（或曰前概念）的生活體驗的反思性研究，亦即我們當下體驗的生活世界，而不是將其概念化、理論化、範疇化了的生活世界。現象學研究那些體驗的獨特意義。自然態度中的生活世界需要哲學的態度加以反思，從而顯現出“現象”的豐富意蘊，深化我們“在世界之中”的整體性理解，洞見更本真的存在，逼近“事情本身”。
教育學也麵臨著同樣的困境，過於注重教育理論知識、自然科學方法、概念思辨，而忽視了教育生活體驗的研究，教育同樣需要回到教育本身，回到教育現象，探尋現象中的意義。意義和體驗成了新的教育理解的核心詞。現象學的哲學精神與這種體驗教育學正相契合。荷蘭的烏特勒支學派首先將現象學的哲學資源應用於教育研究，形成“家庭、廚房、街道”式的現象學教育學研究，一種實踐-意義趨向的研究風格。現象學與教育學的結合，形成了新的教育學語言和知識，使我們從教育的象牙塔回到了教育研究的民間，回到教育發生的現象中。從此，現象學與教育學的結合開始了半個多世紀的艱難旅程，足跡遍及荷蘭、德國、加拿大、美國、中國以及世界其他一些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