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圖1-1-13所示，在2017年教育網絡輿情事件的幹預方式中，接受媒體訪問是最常見的幹預方式，約占總數的45.2%；發布通告和文件等、自己官博或官微發聲分別位列第二、三位，占比分別約為26.9%與19.6%；外部監督與直接幹預的方式較少被使用，占比分別約為4.6%和3.7%。可以看出，媒體在教育網絡輿情事件的幹預中承擔著重要的作用。一方麵，媒體的行業要求與社會責任感使然，在輿情事件發生後媒體要以最快的速度前往采訪、進行報道；另一方麵，因為媒體有較大的影響力和公信力，媒體的報道對輿論導向起到重要的作用，因此輿情事件的相關主體也願意接受媒體訪問以引導輿論。
圖1-1-13 2017年中國教育網絡輿情事件幹預方式數量分布圖
數據來源：湖南大學輿情數據采集係統
通過交叉分析可以發現（見附錄一），涉事學校的幹預方式主要為31.6%，遠遠高於其他主體。可見，當教育網絡輿情發生後，“首當其衝”的便是涉事學校，但是作為首要采訪對象的涉事學校宣傳部門一方麵不具有獨立決策發聲的能力與資格，言多若失不如避而不談；另一方麵因不具專職公關或新聞發言人缺乏應對經驗與技巧。然而在輿情事件尤其是危機公關中，時間是第一生命線，遲遲無法到來的官方回應往往是流言的最大幫凶。例如，安徽阜陽紅旗中學一中學生墜樓死亡事件中，當記者進行采訪時，紅旗中學校長白莽竟然回應稱“自己在外地開會，關於此事等回阜陽後再說。”人命關天，涉及學生生命安全的問題最容易觸動社會尤其家長的神經，涉事學校不僅沒有主動回應反而互相推諉，極易激起公眾的憤怒情緒。輿情事件迅速得到官方合理回應，則能夠較為容易地被平息在萌芽之時，可見提高學校對於輿情事件的處理能力迫在眉睫。除了妥善的應對傳統媒體的采訪，我們也要看到通過自身的官微官博回應所占的比例也在逐年增加，在這樣一個新媒體時代，傳統媒體雖然具有權威性高、報道翔實等優勢，但是在時效性上遠遠不能滿足網民的需要，此時在自媒體戰場上，涉事主體的官微官博便很有可能成為第一關注對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