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我國終身教育學術研究的脈絡
保羅·朗格朗在1965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三次成人教育促進會議上提出終身教育的理念之後，終身教育的理論迅速傳遍世界，並得到了國際上眾多國家的大力推行。而我國由於受“**”的影響，直至1978年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前後，終身教育理念才開始逐漸傳入國內。改革開放讓人們開始重新思考和定位教育的本質、功能和價值，也為當時的中國帶來了一係列觀念、思想、文化和技術上的新變化，正是在這種條件與背景下，終身教育理念開始引入和傳播開來。[1]
20世紀70年代，部分具有國際視野的學者開始引入國際上終身教育相關的理念及研究。
1979年5月，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業餘教育的製度與措施》一書收錄了張人傑撰寫的《終身教育：一個值得關注的國際教育思潮》和鍾啟泉翻譯的朗格朗的名篇《終身教育的戰略》。兩篇文章均對終身教育理念產生的社會背景、發展脈絡、主要論點以及部分發達國家實施終身教育政策的狀況做了較為詳細的介紹。
1979年我國派代表參加在墨西哥召開的第一次世界繼續工程教育大會，引入繼續教育概念。1985年我國派代表參加第三屆國際成人教育大會後，國內興起成人教育的研究和討論。終身教育、繼續教育、成人教育三個概念的討論在同一時期常常混雜在一起，沒有明確的區分。這一時期的教育現象如老年大學、全國掃盲教育運動等並沒有被稱為“終身教育”。[2]
國內以終身教育為主題的早期著作主要是國內學者的譯著，如1986年，周南照和陳樹清翻譯出版了保羅·朗格朗撰寫的《終身教育引論》。在終身教育思潮發展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國際教育發展委員會撰寫的《學會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報告（1972年），1979年由上海師範大學外國教育研究室翻譯出版。譯著中還有持田榮一等的《終身教育大全》（1987年譯）、C.J.泰特繆斯的《培格曼國際終身教育百科全書》（1990年譯）、阿瑟·克羅普利的《終身教育導論——心理學分析》（1990年譯）、西裏爾·O.豪爾的《學習模式——終身教育的新展望》（1992年譯）、S.拉塞克和G.維迪努的《從現在到2000年教育內容發展的全球展望》（1996年譯）以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表的《教育——財富蘊藏其中》（1996年）等。這一時期我國學者的專著，有周蘊石的《終身教育》（1989年）、喬冰等的《終身教育論》（1992年）、謝國東等的《構建學習社會》（1997年）、吳遵民的《現代國際終身教育論》（1999年）等。[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