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這一階段兒童研究取得了豐富的成果，但與同時期國外的兒童研究相比還存在一定差距。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麵。
一是研究對象不夠全麵。如這一階段我國還極少涉及嬰兒研究。嬰兒研究需要一套精細的實驗操縱方法、可靠的觀察程序及編碼方法，同時需要借助一些技術設備（如攝像機），這種條件的限製導致研究者對兒童發展的起點關注不夠，缺少兒童從出生到入學的完整且有係統的科學資料。
二是研究課題相對零亂，缺少係統性與聯係，同時缺乏理論指導。如對兒童社會性發展過程還缺乏深入的了解和認識，對環境變量（如大眾傳媒）如何影響兒童社會化過程的研究不足。再如跨文化研究往往流於“就跨文化而跨文化”的弊端，缺少對文化本身的研究。[21]
三是研究方法的規範性、科學性不夠。20世紀80年代兒童研究方法趨於多樣化，不同研究者根據研究對象與研究目的采用了不同的研究方法。有的采用實驗控製法，有的用測驗法，也有一部分研究采用臨床法和問卷法，甚至有少量研究者采用追蹤的研究設計，但一些研究也存在研究方法方麵的規範性問題。有的在設計部分闡述不規範，難以對研究進行重複驗證；有的研究設計過於簡單，未能考慮研究問題的多因素相互影響；有的存在統計濫用與誤用問題，導致研究結果錯誤。這些都影響到研究的科學性以及對實踐的有效引導。[22]另外，我國研究者在研究方法上以借鑒國外的研究方法為主，缺少諸如測量學、統計學、評價技術等方法學的深入研究。[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