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階段是民辦教育政策與法律等相關製度恢複初創時期。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指引下，教育界對教育本質問題進行了探討，成為20世紀80年代我國教育方針轉變的重要前提，奠定了我國民辦教育政策與法律的理論基礎。在這一時期，我國民辦教育從彌補財政不足到滿足多樣化需求，從“拾遺補缺”到成為“重要組成部分”，逐步發展壯大，顯示出強勁的生命力和較大的靈活性。
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高度集中的國家辦學體製弊端初現，國家教育資源短缺和人才需求旺盛的矛盾日益突出，基於現實需要，在不打亂國家總體計劃安排的前提條件下，國家教育政策開始適當允許社會力量辦學。在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的新形勢下，國家教育事業“統得過多”、政府辦學“管得過死”的製度環境逐漸發生變化，民辦教育迎來新的發展機遇。在此民辦教育製度環境變化的交匯點上，政府逐步下放管理權力、清除社會力量辦學障礙、鼓勵捐資助學與集資辦學成為當時民辦教育改革與發展的重點，民辦教育開始複蘇。[4]
《憲法》第十九條第四款提出，“國家鼓勵集體經濟組織，國家企業事業組織和其他社會力量依照法律規定舉辦各種教育事業”。在法律上第一次明確社會力量作為辦學主體，民辦教育的法律地位得到確立。[5]
《中共中央關於教育體製改革的決定》提出地方鼓勵和指導國營企業、社會團體和個人辦學，鼓勵捐資助學，控製各方麵向學校征收費用，降低學校經濟負擔。支持企事業單位發展職業技術教育，鼓勵集體、個人和其他社會力量辦學。《中共中央關於教育體製改革的決定》允許個人辦學的形式，成為民辦教育理論研究的基礎依據，同時加速了民辦學校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