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問題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一個基本矛盾，也是爭論不休的老議題。從“中體西用”到“全盤西化”，從閉關鎖國到對外開放，這些處理中外問題的思想與對策，對大多數國人來說並不陌生。中外問題的實質是力量對比，種種對策由此而生。具體而言，在現代化進程的初期，我國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遠遠落後於西方發達國家，對比之下，我國是絕對弱者、落後“學生”，這就決定了最初的中外關係是不平等的，我國的主要任務是學習西方文化，壯大自己，爭取民族獨立。在此背景下，我國此時的教育變革就不能不比較多地借鑒西方成熟的教育教學理論，這是毋庸置疑的。[14]但在此之後，通過民族解放運動，我國實現了民族獨立，結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時代，中外關係由此發生積極變化，尤其是經過改革開放40年的發展，我國實力日益強大，國際地位明顯提升。在這種新形勢下，中外關係開始朝平等互助、互相學習、合作競爭的新方向演化，一種嶄新的中外關係結構正在形成，我國在各個領域均展開了有益的自主探索。相應地，課程與教學領域的中外關係格局在這一時期也在發生積極變化，我國不再跟在發達國家身後亦步亦趨，而是更多地站在國際立場上審視本國的教育發展，逐漸獲得了教育改革的主體意識。在這一過程中，有關國際化和民族化的論爭成了我國現代課程與教學體係建設的嶄新議題。所謂國際化，強調的是教育（包括課程與教學）要麵向世界，與國際接軌，跟上國際趨勢，使本國的教育成為國際教育的一部分，即“國際視野，本土行動”，並大多通過國際教育交流及國家教育合作的形式實現。所謂民族化，強調的是教育（包括課程與教學）主要應立足本國國情，在課程安排和教學實施中始終要體現國家、民族的傳統和精神，努力建設具有本國特色的現代學校教育。就我國而言，一方麵，在改革開放新時期，關注國際教育發展的趨勢，及時了解國際教育信息，已是基本共識。1985年的《中共中央關於教育體製改革的決定》就明確指出，我國的教育必須“麵向現代化、麵向世界、麵向未來，為九十年代以至下世紀初葉我國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大規模地準備新的能夠堅持社會主義方向的各級各類合格人才”。另一方麵，“隻要國家概念沒有消亡，談及中國教育就是指活生生的具有中國特殊經驗的中國教育，而不能指望有一個現成的西方教育可以直接拿來使用或照搬”[15]。因此，在我國教育國際化的進程中，民族化也是一個不可回避的關鍵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