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束後，教學秩序逐漸恢複正常，教學評價的相關研究也逐漸複蘇。這一時期主要是引進、介紹和學習海外教育評價研究成果，包括課程與教學評價理論和實踐。
從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我們的許多教育期刊陸續譯介了國外有關教育評價的文章及專著，如加拿大梅森的《教育與評價》等。這些著述將現代教育評價的基本概念和世界教育評價改革的動態與趨勢介紹到了國內，推動了我國教育評價研究工作和實踐活動的有序開展。除了譯介方麵的工作，這段時期在教學評價研究方麵主要探討了以下內容：一是對極左思潮的批判。“**”結束後，隨著高考製度的恢複，我國對教學評價工作的重要性及如何開展進行了反思。二是對國外學分製的評介與肯定。三是對考試方法的思考，如“考試往往成了記憶力與書寫速度的競賽，這是一種用同一個模式強製學生照辦的考試方法，對學生的創造力、思維力和想象力起著壓抑、阻滯的作用，久而久之，使學生產生‘新八股氣’，脫離實際”[10]。四是對課堂教學評價標準的研究。例如，於欽波提出了評價課堂教學的一般的基本標準，即要有明確的教學目的並達到了教學目的；教學內容難易適度；能夠恰當地選擇和運用教學方法；師生在課堂上都發揮了高度的積極性；能夠在傳授知識的同時注意發展學生的智力，能充分挖掘教材內在思想性，做到教書育人；教師在課堂上能為人師表等。[11]總之，這段時期，課程教學評價研究剛剛起步，在數量和質量上均有欠缺。
在實踐領域，1982年，上海市率先提出了改革教學的十二字要求：“加強基礎，培養能力，發展智力。”隨著這一研究的展開，如何考核學生能力、評價改革成效就提到了議事日程。為此，華東師範大學與上海市教育科學研究院對如何開展學科考核進行了研究。1983年，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首次派專家來華東師範大學做“教育評價”的專題學術報告。1983年9月，教育部邀請“國際教育成就評價協會”（IEA）時任主席胡森及世界銀行高級專員、教育評價專家海德曼等人來我國講學。他們做了“當前世界教育發展的趨勢與評價”等報告，全麵介紹了世界教育的動向、發展趨勢，以及國際教育評價研究與實踐活動的動態。1983年，我國宣布參加IEA。與此同時，教育部指定在原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現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建立“中國國際教育成就評價中心”，並參加第二次IEA科學研究活動，開展了大規模的現狀調查評價。[12]1986年，安徽合肥舉辦了全國範圍的“教育評價講座與研究討論會”，參加這次會議的有來自全國各地大專院校和教育科研單位、教育行政部門及中小學校代表300餘人；湖北襄樊也召開了“普通教育質量評價研討會”，有來自全國21個省市的110多名代表參加。這兩次大會推動了我國教育評價的理論研究和實踐活動的開展。1986年，華東師範大學劉佛年教授邀請美國教育評價專家布盧姆來華講學，舉辦“教育評價專題學術報告會”，國內許多師範大學和各省市教育廳都派人參加，為普及教育評價知識奠定了基礎。1986年，國家教委相關職能部門組織人員赴美國、加拿大、英國等國考察[13]，以教育評價為主題的各種國內外學術交流蓬勃開展起來，我國的教育評價研究進入“走出去、引進來”的發展階段。不僅如此，教育評價工作者根據我國教育事業發展的需要，將所學理論與一線實際工作者的工作緊密結合，開展教育評價研究與實踐，並取得了明顯成效。北京師範大學高考研究組在有關專家的帶領下，運用教育測量學原理，對1978年至1984年的高考進行了分析和研究，並於1984年春與河南商丘地區合作，結合高校預選做了改革實驗，對考試方法、成績計算及試卷的編製等一係列問題提出了改革的建議。[14]這些活動加強了我國與國外教育評價界的聯係和交流，使得我國能夠更好地學習國外的先進成果和經驗，並能積極運用到教育實踐中去，為構建中國特色教育評價學體係積累了豐富的研究成果與實踐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