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2年，清政府頒布《欽定學堂章程》，標誌著我國現代教育製度的建立。迄今為止，我國現代課程與教學的發展變革大致經曆了清朝末年、中華民國及中華人民共和國三個不同的發展時期。由於所麵對的社會矛盾和社會發展條件各不相同，課程與教學的目標體係也展現出了截然不同的時代特點。
清朝末年，封建統治岌岌可危，有識之士紛紛從教育改革入手，探尋救亡圖存之方法。其中，洋務派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為指導思想，即視“中學為內學，西學為外學”，由“中學治身心，西學應世事”[7]，要求學生一方麵掌握中國傳統的“四書五經”和倫理道德，另一方麵還要學習西方近代的社會製度和科學技術。當時興辦的新式學校，如京師同文館、天津水師學堂、福建船政學堂等，均致力於精通西學人才的培養，顛覆了以往“君子不器”的傳統觀念，“新舊兼學”“術德兼優”成為當時理想人才的標準和課程與教學的目標指向。到了19世紀末，康有為、梁啟超等人發起維新運動，對教育進行了大規模的革新。在梁啟超看來，國民教育的任務就在於養成一種“特色之國民”，即“新民”，其與“舊民”的區別就在於“‘新民’的精神是進取的，思想是自由的，行動是自立的，團體生活是有組織的，是重公德的，是愛國家的，是有毅力盡義務的，是勇敢尚武的”[8]。當時，“萬木草堂的課程，不僅講解孔學、佛學、周秦諸學、宋明理學，而且傳授西洋哲學、社會學、政治原理學，及中外史學、中外語言文字學、地理學、數學、格致學。它的‘科外學科’有演說、體操、音樂、圖畫、射擊、遊曆等”[9]，既凸顯了西學的重要性，也體現了對於學生多方麵和諧發展的關注。
民國時期，時任教育總長的蔡元培在1912年發表的《對於教育方針之意見》中，由“養成共和國健全人格”的目標出發，集中批判了清末“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實”的封建主義教育宗旨，提出了軍國民教育、實利主義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觀教育、美感教育“五育並舉”的教育宗旨，並最終由教育部確定為“注重道德教育，以實利主義教育輔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的教育方針。這裏所說的道德不同於古代教學中強調的倫理綱常，而是指以自由、平等、博愛為要旨的公民道德，反映了資產階級對於擺脫封建舊教育束縛，實現個性解放、自由發展的願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