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有著悠久的學校教育史，在西周時期就已經形成了比較成熟的以傳授“禮樂射禦書數”為主的官學教育體係，意在通過對奴隸主貴族進行倫理道德、軍事技能及文化知識等方麵的培養，鞏固自己的政權。春秋戰國時期，隨著私學的興起，我國古代學校教育進入了新的發展時期，在儒家文化傳統及農耕型生產方式的影響下，特別注重受教育者人文修養的提升，逐漸形成了以培養“德才兼備”“建國君民”的治術人才為旨歸的學校教育係統。儒家代表人物孔子明確指出了學校教育就是要培養誌道和弘道的“士”和“君子”，認為“士”就要“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1]，“君子”則應具備仁、智、勇三方麵的素質，所謂“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2]。在上述三者之中，仁德是方向，智識是基礎，勇猛是動力，因此，仁德當居首位。除此之外，孔子還提出將兼具“仁、智、勇、藝、禮、樂”六方麵素質的“成人”，作為人之培養的理想目標，繼承並深化了西周“六藝”的教學傳統。孟子繼續發揚孔子的思想，針對當時“禮崩樂壞”的混亂局麵，明確提出了“申孝悌，明人倫”的教育目的，要求學生堅信並踐行“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3]的倫理原則，進一步肯定了宗法道德培養的優先性和主導性。儒家“德才兼備，以德為主”的教學目的觀基本形成，並在不同曆史條件下得到強化與發展。漢代的董仲舒作為儒家學說正統地位的倡導者，認為“君子不學，不成其德”[4]，教學需要促進學生在德、智、禮、美等方麵的發展，“所謂綱常名教是為德，典章曆史之教是為智，文之以禮，冶情於樂是為美”[5]，學生的道德養成是教學活動的首要目的，其他各育都要為其服務。當時的官學也均以儒家學說為主要教學內容，以道德教化為主要教學任務。到了宋代，理學和心學逐漸興起，二者雖在理論主張上有所別異，但均強調倫理道德對於人之發展的重要意義，無論是“格物致知”還是“自存本心”，其最終目的都是教人做人，指向的都是良好的道德修養。與之相應，宋代的各大書院在開展教育活動時無不“重在陶冶人的品格，反對以追逐科舉及第為直接目標的官學教育和社會風氣，強**育的首要任務在培養人的德性”[6]，朱熹製定的《白鹿洞書院學規》就明確提出了為學、修身、處事、接物等重要原則，以實現其“明人倫”的教育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