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後，中國的國門重新向世界開放，中西方的經濟、文化和教育交流很快得到恢複並蓬勃發展起來，國內高等學校和西方高等學校之間的交往日益增多。伴隨教育交流的進行，歐美的高等教育理念重新流到中國。這些高等教育理念主要包括兩種類型：第一種類型是19世紀和20世紀早期的一些哲學理念，如理性主義、存在主義、實用主義等，這些哲學理念早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就對中國的高等教育產生過深刻影響。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由於全麵學習蘇聯的“一邊倒”做法，這些西方哲學理念被逐出國門，很長一段時間在中國銷聲匿跡或逐漸衰微。改革開放重新賦予這些哲學理念以新的生命，它們迅速流到中國，繼續對中國的高等教育產生影響。一些久違的理念如“學術自由”“教授治校”“辦學自主”“以學生為中心”等，重新成為大學生活的中心，對中國高等教育發揮了積極的促進和規範作用。第二種類型是20世紀中後期以後湧現和發展起來的哲學流派或思想體係，如科學哲學、分析哲學、結構主義、市場主義、人力資本理論等。這些哲學理念符合改革開放進程中的中國高等教育的需求，它們將學分、聘用、成本、效率、規模等概念融入中國高等教育，對於中國高等教育的市場化、產業化和實證化產生了很大影響。90年代中期以後的中國高等教育大規模擴招，飽受爭議的中國高等教育產業化，高等教育並軌收費等，無不與這些哲學理念有著或多或少的聯係。
當然，西方高等教育理念的重新介入並沒有也不可能從根本上改變中國的政治論的高等教育哲學。後者依然支配著改革開放之初的中國高等教育。從辦學方向、專業設置、管理體製等各個方麵來看，中國的高等教育理念尚不能和西方發達國家的高等教育理念完全接軌，在高等教育管理體製上仍然十分僵化。盡管改革開放的偉大戰略已經啟動，但是一些領導人的思想仍然比較保守和僵化。在慣性思維的作用下，一些決策者和主管領導心存顧慮，改革的步伐很小，對於西方先進的高等教育理念持懷疑和抵製的態度。在這種背景下，從國家政策層麵來看，改革開放之初，我們對西方高等教育理念依然有某種程度的抵製和保留，至多隻是對某些理念進行模仿。譬如，嚐試擴大校長的辦學權力，對部分院校下放人事權、專業設置權等辦學權力；減少行政幹預，給學校更多的辦學自由等。但是，這些做法距離真正的學術自由和辦學自主尚有較大的差距，“統得過多，管得過死”的現象在一定程度上依然存在。相較於整個管理體製的保守和僵化，一些著名大學的校長通過對外交流，了解了西方國家大學的發展狀況，對西方高等教育理念有著更深的體認。他們將西方的高等教育理念引入自己領導的高等學校，積極進行高等教育教學改革，取得了顯著的成效。如朱九思先生領導下的原華中工學院，劉道玉先生領導下的武漢大學等，衝破各種壓力，大膽嚐試學分製、聘任製、選修製、學術休假製等改革。這些改革在今天不算新奇，但在當時是一些非常超前的教育理念，在國內引起了巨大反響，為中國高等教育發展帶來了一縷清風，卻遭到保守勢力的阻撓和指責。可以說，這個時期正是我國現代高等教育理念萌芽的時期，但舉步維艱、處境堪憂。直到鄧小平同誌南方談話以後，中國改革開放的環境才有了進一步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