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是一項偉大的社會主義建設工程，是一項前人沒有做過，需要“摸著石頭過河”的工程。這種不確定性和艱巨性，要求我們必須確立正確的哲學思想。以科學的哲學理論為指南，才能在實踐中少走彎路，少犯錯誤。同時，這種不確定性和艱巨性表明，沒有哪種指導哲學是一成不變的，任何哲學思想和哲學理論必須堅持與時俱進，不斷創新。改革開放後，通過反思和討論“什麽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什麽是社會主義”“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等重大理論問題，我們澄清了思想上的混亂，確立了以馬克思主義哲學為基礎的多元哲學體係。這種哲學體係是與時俱進的，它必然隨著改革開放的進程而不斷更新。反映到高等教育上，就是要回歸高等教育的本源，充分發揮高等教育的核心職能。與此相適應，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發展，中西交流得到恢複和蓬勃發展，歐美的高等教育哲學又開始流入中國，如理性主義的高等教育哲學、改造主義的高等教育哲學、建構主義的高等教育哲學、實用主義的高等教育哲學、結構主義的高等教育哲學、存在主義的高等教育哲學等。杜威、洪堡、紐曼、艾略特、赫欽斯、雅斯貝爾斯、懷特海、羅素、哈貝馬斯等西方學者的教育哲學思想，重新受到國內學者的普遍關注和研究。通過改革開放的推動，中國重新建立起中西融合、多元共存的哲學體係。
建立在任何哲學思想之上的高等教育哲學，其實均可以被歸納為兩種類型，即政治論的高等教育哲學和認識論的高等教育哲學。這種劃分是美國著名的高等教育學者布魯貝克在研究了各種教育哲學的基礎上提出來的。所謂政治論的高等教育哲學，即以滿足國家和社會的發展需要為目的的哲學；所謂認識論的高等教育哲學，即以追求“閑逸的好奇”為目的的哲學，它以追求真理為唯一目的，至於知識的價值和功用，均不在其考慮之列。布魯貝克認為，這兩種高等教育哲學一直交替地影響著高等教育的發展，有時是政治論的高等教育哲學居於統治地位，有時又是認識論的高等教育哲學取得優勢地位。布魯貝克還認為，在21世紀，政治論的高等教育哲學將處於支配地位。從我國高等教育的發展過程來看，不難發現政治論的高等教育哲學和認識論的高等教育哲學交替演進的規律。[3]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從蔡元培領導的北京大學、梅貽琦領導的清華大學、竺可楨領導的浙江大學都可以看出，認識論的高等教育哲學在當時占有重要地位。當然，這中間也不時受到政治論的高等教育哲學的影響和衝擊，但高等教育哲學主要是認識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