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校本課程開發的興起，與自身曆史發展的階段特征密切相關。
（一）中國校本課程開發的興起
新中國成立以來，百廢待興，為了能保證義務教育的質量，課程決策權集中於國家教育部。1957年，毛澤東同誌在與省、市教育廳局長談話時指出：“教材要有地方性，應當增加一些地方教材。”1958年“教育大革命”，急躁冒進，盲目縮短學製，提高難度，教材改為各地自編，結果導致了教材和教學質量嚴重下降。1963年對1958年以來所出現的教材編寫混亂局麵進行了調整，重新修訂了中小學教學計劃和教學大綱，其中提出了在高中設置選修課，但並未引起教育實踐的重視，實施的學校極少。“文革”期間，為政治服務幾乎成為學校課程的唯一功能，學校課程片麵突出政治和聯係勞動實踐，各地課程窄化。例如，蘭州市第五中學將原來的17門課合並為5門（“毛澤東思想”“工業基礎”“農業基礎”“革命文藝”“軍事體育”），被《紅旗》雜誌推薦發表，許多地方紛紛效仿。[42]在此期間，學校課程教材建設遭到了嚴重的破壞，違背了課程開發中矛盾運動的客觀規律。
1977—1985年間，新中國成立初期形成的國家課程決策得以恢複。1978年相繼頒布全國統一的《全日製十年製中小學教學計劃（試行草案）》等一係列文件；1981年教育部頒布的《全日製六年製重點高中教學計劃》列入了選修課，表明課程的統一性、多樣性和靈活性問題開始引起注意。因為這隻針對重點高中，也沒有得到很好的執行，所以並未對教育實踐產生很好的影響。
20世紀80年代初期，極少數地區如上海市等地，課程決策以地方為主，學校層次仍然沒有多少決策權。除此之外，全國絕大部分省、市、區課程決策仍然以國家層次為主。值得注意的是，地方層次的課程決策有了少許餘地。80年代中期，隨著改革的深入與社會政治的進一步發展，教育權力下放與多樣化問題開始引起人們的注意。1985年《中共中央關於教育體製改革的決定》提出“簡政放權”“分級管理”，對中小學課程決策產生了重要影響，地方獲得了部分的教育管理權限。1986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頒布，開始了有計劃地進行教育權力下放和辦學多樣化改革進程，建立“全國中小學教材審定製度”，中小學的教材製度由“國定製”改為“審定製”，實行編、審分開，規定有條件的單位和個人都可以編寫教材，經全國中小學教材審定委員會審查通過，可供全國選用，經地方審查通過，可供地方選用，均為課程決策權力下放提供了契機。1986年全國中小學教材審定委員會成立，教材體製實施“一綱多本”，在統一要求、統一審定的基礎上實行教材的多樣化。此後，單一的中央集權課程開發開始向中央、地方課程開發相結合的方向發展。值得注意的是，20世紀80年代開始，我國教育理論工作者積極介紹國際課程開發的經驗，結合我國實際提出相關課程開發決策調整的建議，倡導變革課程開發模式，注重學校課程的多樣性和選擇性。這些對我國的課程管理政策和實踐變革起到了重要的理論支撐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