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1919年的熱情發動起來的中國新教育改革運動，到20世紀20年代末已受到嚴重挫折。郭秉文，這位在東南大學聘請歸國的留美學生為教員，對於進步主義教育在中國的發展起了很大促進作用的人物，此時卻避居紐約。改革運動的幕後主將——蔣夢麟，為北洋軍閥當局所驅逐，隱居於上海的公共租界。蔣的繼承者、《新教育》編輯陶行知則退出國家教育機構，致力於他的試驗師範學校，擴大非正規受教育機會，從而開展鄉村建設。
杜威對這些人及其教育改革活動有過重要影響。在那場導致1922年頒布學校改革令的教育改革運動初期，杜威就幫助確立了民主教育的原則。但是，在1930年國民黨對全國的統治鞏固之前，這些原則根本實行不了。雖然杜威的思想成為這場運動的組成部分，但其影響隨著運動的衰落而縮小。
郭秉文、蔣夢麟、陶行知這三位改革領袖自美回國時，都曾把中國的教育機構看作促進改革的工具。郭和蔣在20世紀20年代分別是中國兩所最有名的大學的校長。陶一直是郭屬下的教務主任及係主任，後任中華教育改進社的主任幹事，該社在1924年鼎盛時期，有2300名教育工作者作為會員出席它的年會。通過這些組織，他們不遺餘力地把新教育改革的理想在中國變為教育的實踐。但是，一旦與政治權力交鋒，他們則連最起碼的目標都達不到而一一敗下陣來。這三位教育家一觸到中國軍閥社會的政治勢力之網，無一不被彈回。
隨著20世紀20年代學生運動的不斷高漲，權力問題在校園內變得令人注目起來。學校當局處於控製學校經費的軍閥與憤怒的學生的夾縫之中。學生堅持要求學校脫離軍閥的羈絆，不帶任何政治傾向，保持其獨立性。因為軍閥當局任意撤換校長，說得更確切些，是繼續維護外國機構的特權，僅1922年，就爆發了一百多次學生運動，顯示了學生對控製學校的當權人物的反抗。蔣、郭均對學生團體在政治活動中表現出來的對抗情緒感到棘手，因而他們自身亦被視為維持現狀的代表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