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該主題思考的背景，陶可能閱讀了前發起人蔣夢麟1924年發表的一篇文章。在北京一家主要報紙的版麵上，蔣提出了許多教育工作者都感受到的問題：知識階級隻是一種形式，在新生共和國中沒有資產也沒有力量，他們的改革思想沒有效果的原因之一是因為作為一個群體的知識分子沒有影響力。20世紀20年代中期，具有理想主義的知識分子的馬克思主義評論引起了連續不斷的與尖銳的辯論。[86]章士釗1927年早期寫了一篇較長的文章，反對把知識分子界定為階級的批評。他指出，俄國蘇維埃和英國工黨都認為知識分子在運動中能發揮重要作用。他認為中國知識階級具有關注與聯係工人階級的不同尋常的傳統，因而為了利用他們，不需要以不現實的態度攻擊知識分子。[87]陶似乎也參加了辯論。他的文章這樣開頭：“近來的方向又轉過來了。打倒知識階級的呼聲一變而為擁護知識階級的呼聲。我們又不得不問一問：什麽是知識階級？知識階級是怎樣造成的？”[88]他的分析是對新舊知識階級的批評，這種分析沒有站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上。
陶清晰地區分了社會階層身份和後天能力。他認為知識分子的稟賦水平是變化的，如同人類的身高一樣高矮不同，並不是所有人之間都存在差異，也當然不是一種“階級特征”。知識也從來不應是造成階級屬性的東西，而且知識也是變化的。接著，陶把真知識定義為建在經驗之上的東西。標準哲學的知識觀與真理觀的實際含義是一樣的。陶以相似的隱喻闡釋了與儒家“大學”同樣的主題。文中寫道：
知識比如接樹，一種樹枝可以接到另一種樹枝上去使它格外發榮滋長，開更美麗之花，結更好吃之果。如果把別人從經驗發生之知識接到我們從自己經驗發生之知識之上去，那麽，我們的知識必可格外擴充，生活必可格外豐富。我們要有自己的經驗做根，以這經驗所發生的知識做枝，然後別人的知識方才可以接得上去……[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