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陶行知的領導
1922年，蔣夢麟對軍閥阻礙教育發展公開表示其絕望之前，他已經把《新教育》的編輯權交給了國立東南大學教務主任陶行知。1921年末，編輯人員產生了變化，這時蔣已離華去參加華盛頓太平洋會議。[2]盡管文化改革領導者的興趣並不在於關注外國對華長期幹涉問題，但外交事務不可避免在他們心中占據優先地位。當蔣對保羅·芮恩施（Paul Reinsch）——1919年來華的美國公使說，外國必須給予中國“十年時間——沒有外部幹預的自由”——蔣所指的是中國建立民主社會基礎的根本條件。[3]蔣對芮氏說，需要公眾輿論監督來製約政府，他在學生運動中已見公眾輿論的端倪。建立輿論監督，形成一種穩定的政治力量，需要更多的工作，依蔣的想法，隻要外國列強不橫加幹預，方有可能。
而且，在製定策略時，在華外國列強勢力的實際存在是不能被擱置一邊的。凡爾賽和會上關於山東問題的決定點燃了壓抑在學生心中反抗外來侵略的怒火。五四運動後，濃厚的反帝氛圍籠罩了中國知識界。蔣夢麟與其他許多教育改革家沒有放棄文化改革的優先權。但是，1921—1922年冬，他趕赴華盛頓欲得到幾大列強的支持來對抗日本，讓日本放棄從過去“不平等條約”裏獲得的某些特權。在這次討論中，幾大列強對日本施加了壓力：當日本同意歸還租借地，但要保留在山東的某些經濟權益時，山東問題得到了部分解決。
陶行知比蔣夢麟小五歲，於同年——1917年從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回國。陶已經通過了博士課程的考試，計劃在中國完成其博士論文後再呈交哥倫比亞大學。[4]他在南京高師的初次任職導致了與某些同事的衝突。該爭端起因於陶的一些進步教育觀點。由於爭執，他辭去了係主任的職位。當時，正是蔣夢麟向陶行知約稿在上海《申報》上發表了一篇有爭議的文章，其觀點格外引人注目。[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