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雷·基南（Barry C.Keenan），美國著名中國近現代史專家，蒙特·霍約克學院曆史學教授。曾發表過著名論文《中華民國早期的教育改革與政治勢力》，後來，他將此文擴充為一本專著《杜威實驗在中國：民國早期的教育改革與政治勢力》，由哈佛大學出版社於1977年出版。
本文選取了《杜威實驗在中國：民國早期的教育改革與政治勢力》一書中的兩章。《陶行知與教育改革（1922—1929）》是巴雷·基南在書中列專章重點論述陶行知的一篇佳作，該文在書中占有相當大的比重，可見作者對研究陶行知思想和教育改革的濃厚興趣。這篇文章以大篇幅分四部分介紹陶行知在中國教育改革中的影響力。在第一部分“陶行知的領導”中，作者集中論述了陶行知在1917年回國後教育思想的轉變和日漸明確的教育改革方式；第二部分主要論述了陶行知在1922—1924年開展教育事業時的主要教育思想；第三部分“教育改革”主要以當時的社會背景為依托，從文中看，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和改革方式也都以所處的社會動態為轉變的依據；作者以“知識階層與民眾”作為專節在第四部分中加以論述。作者在研究中發現，“知識階層與民眾”問題是陶行知教育思想中的一個重要部分，而對於這個論題的探討可以“知人論世”，了解當時宏觀的社會因素，也可以更加深入地體察陶行知作為平民教育領袖的初衷和思想變化。巴雷·基南就杜威訪蘇、夏弗斯基的教育工程及陶行知的曉莊學校也提出了獨到的觀點。他認為杜威在考察蘇聯教育之後所著的《蘇俄及其革命世界印象》一書中，已有了接近陶行知“生活即教育”的表述，陶行知與杜威的分道揚鑣在此時得到了杜威本人的認同。
在《郭秉文、蔣夢麟、陶行知與新教育改革運動》一文中，作者詳細論述了郭秉文、蔣夢麟和陶行知等20世紀20年代中國新教育改革運動領袖們的主張和活動，揭示了他們在舊中國各種政治勢力的夾縫中從事文化改革所必然遭遇到的悲劇性結局。巴雷·基南采用倒敘的方式，開篇就提到新教育改革運動在中國的結局——到20世紀20年代末已受到嚴重挫折：郭秉文易長，蔣夢麟被北洋軍閥當局驅逐，陶行知退出國家教育機構，轉而投身非正規教育和鄉村建設。如此開篇安排，可見作者對於民主改革者結局的惋惜與深思。巴雷·基南對三位教育家與新教育改革運動的論述，以曆史史實為剖析對象，將教育家們在施行杜威式新教育改革的思想和行為融入整個曆史背景中，作者將社會因素、政治因素以及教育家理想與現實的心理矛盾都進行了一一揭示和滲透，既有客觀現實方麵的理性分析，又有人物思想上的主觀表達。作者比較認同在當時軍閥統治的時代背景下，政治變幻對於社會各因素的影響是牽一發而動全身的，教育不可避免地卷入政治的風雲變幻之中。巴雷·基南將陶行知作為中國新教育改革運動中一位獨特的研究對象加以論述，他認為陶行知依然堅持原有的“政治中立”的態度，雖然實施教育救國顯得步履維艱，但他並沒有放棄對教育改革的熱情和挽救國家危亡的曆史使命。然而，作者也指出，陶行知雖然力圖擺脫政治的幹擾，但這種在底層發動教育的實驗模式還是需要政治的扶持和資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