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中，梁漱溟離開廣州去上海和南京一帶遊曆，訪問教育改革者，並為其在廣東的鄉村改革工作收集意見和網羅人才。[2]他兩次訪問了位於南京城郊、著名的陶行知曉莊試驗鄉村師範學校。陶的學校是唯一得到梁的絕對稱讚和認可的鄉村改革方案的實施典範。當然，像這樣碰巧與梁自己的思想和傾向相一致的方案是少有的。陶行知在許多方麵與梁漱溟要求改革民國初年側重城市的“書本教育”製度的做法有相同之處。作為杜威的信徒，陶行知根據杜威的“教育即生活”“學校即社會”的原則，設計出一套更切實際的、可供選擇的方案。他甚至比杜威走得更遠，宣稱“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3]
像梁漱溟一樣，陶行知也認為，現代中國教育的實質是使知識分子脫離農民，把他們變成了不能勝任任何社會服務工作的寄生蟲。因此，中國需要一種新的教育形式，它將使知識分子深入於鄉村生活，在那裏，通過“邊做邊學”，把自己改造成一個具有農民的技藝和體格、科學家的頭腦、藝術家的趣味以及社會改革者的精神和熱情的一代新人。雖然，陶行知是一位實實在在的杜威信徒，但同梁漱溟一樣，他的哲學根基是係於王陽明的。陶為自己取的名字行知（行動、知識），就體現了王陽明“知行合一”的學說。[4]
既然“生活就是教育”，因此曉莊試驗鄉村師範學校沒有正規的課程。學生們每天在田野裏勞作，盡可能參與全部的鄉村生活。通過自己的勞動，他們給自己提供了日常必需品，如種植和準備自己的食物，編織自己的便鞋等。他們的培訓僅僅是學習如何靈活地解決鄉村生活問題，如何通過自己的示範，把所學知識灌輸給農民。由學生建立的地方鄉校和其他機構——如公共茶館——是多功能的政治和教育活動中心，利用公眾輿論來反對賭博、纏足和吸毒等鄉村生活的惡習。通過學生的示範，農民們邊做邊學習新的組織形式和政治程序，就如他們邊做邊學新的農業技術一樣。在曉莊，“學、教、做”是一個過程。[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