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世紀20年代初期的新教育運動中我們已經熟悉了陶行知。陶先生對中國現代教育做出了很大貢獻，然而使他名揚天下並且對我們影響最大的還是其中國化、大眾化的生活教育理論和實踐。[2]
陶先生曾在伊利諾伊大學獲得政治學碩士學位，後來轉入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攻讀教育。1917年陶行知由美留學返國，先在有名的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擔任教授、教務主任、教育科主任，後來在東南大學擔任教授、教育科主任、教育係主任。1921年中華教育改進社成立時，他擔任主任幹事，實際上是新教育運動的“總司令”。1927年，在南京創辦了著名的曉莊試驗鄉村師範學校，僅僅維持了四年[3]，就被國民黨政府勒令停辦，陶行知本人遭到通緝。通緝令雖然隻是威脅並未付諸實際，陶先生卻被迫逃往上海，並在那裏隱居了幾年。1932年他在上海發展了“小先生製”和“傳遞先生”製，並接受了上海聖約翰大學授予的榮譽理學博士學位。
1935年日本完全占領東北以後侵入華北，作為對“時代需求”的反應，陶先生發起了國難教育運動。同時，他還積極地倡導“聯合戰線”，結果再次遭到通緝。但是，陶行知並沒有被捕入獄，而是於1937年至1938年期間來到美國，做關於中國教育與政治的演講。1937年抗戰開始後他再次提倡“戰時教育”。他的生活教育社在已經存在了一段時間後，於1938年正式向政府注冊。著名的育才學校位於重慶郊外，是一所招收和培養難童中天才兒童的試驗學校，由生活教育社曉莊研究所管理。在陶先生的領導下，生活教育社目前正在起草綱領準備發動一場新的運動，將在十年內教育全中國四億五千萬人口！
在中國，陶行知出名要早於晏陽初。起初，人們覺得陶行知與“新教育”接近，晏陽初則一直與“平民教育”緊密聯係在一起。最有趣的是有一家人分別給予了陶行知的“新教育”和晏陽初的“平民教育”支持，到晏陽初開始他的平民教育運動時，陶行知已經與一位剛剛卸任的國務總理——熊希齡建立了深厚的友誼。1922年陶行知第一次到我的家鄉——浙江嘉興參觀平民教育，在那裏晏陽初正在用幻燈作為教學的工具。這場成功的示範引起了這位新教育運動領袖的極大興趣。回到上海以後，他向已卸任的總理的夫人朱其慧談及平民教育的成績和結果，並立即把這位剛剛湧現出來的平民教育運動領袖介紹給熊夫人——一位未來的合作者。[4]熊希齡夫婦對於教育事業，夙具熱誠，他們的女兒熊羅拉曾在美國學習過教育，目前是蔣介石的夫人組織的戰時兒童保育會的負責人。她的好朋友，也曾在美國學習過教育，後來在朱其慧去世後成為她的繼母。熊希齡一家人一直以他們在教育和慈善方麵的工作及貢獻受人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