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學者對於陶行知的研究主要集中於他與杜威的關係，以及他的曉莊學校試驗，他們也想當然地認為陶的教育理論和實踐在此後不再重要。這些共識使學者們的研究難以達到對陶行知與杜威的關係及曉莊試驗更加全麵的理解。另外一個共同的認定，是基於不充足的論證或者不細致的研究而得出的結論，即陶行知在20世紀30年代已經變成了馬克思主義者。正如這篇論文所呈現的，陶行知的教育理想和實踐在曉莊之後的時代仍然繼續地發展深化。他是一位具有獨立和創造性的教育改革者。
陶行知是20世紀中國最富創造性和影響力的教育家之一。他的生活教育理論和實踐對中國新教育和民族重建做出了重要的貢獻。陶行知被研究現代中國的美國曆史學者們看成是杜威模式的改革者。而事實上，陶行知的思想資源、社會視野、意識形態的導向以及教育理論和實踐均是更為廣闊和豐富的，這些都遠遠超過了這樣一個標簽。
陶行知的思想是兼容並蓄的，他自由地吸收各種完全不同甚至是相互矛盾的思想資源，比如孔子思想、基督教思想、杜威哲學和馬克思主義。與他同時代的教育家和同事在意識形態方麵的分歧也激勵他產生新的理想和改革方式。[2]但是，陶行知的教育主要以其實用主義和平民主義而廣為人知，與中國傳統的和新的教育、主流知識分子和教育家之間表現出一種張力。陶行知自己試圖通過教育和社會視角來實現國家重建的目標，使他能夠超越杜威的教育哲學而創造出自己的關於生活教育的理論。
專注於陶行知的曉莊學校經曆（1927—1930）研究的美國陶行知研究學者認為陶行知在1930年以後的教育改革都已不再重要。[3]這一共同的假設前提，是由於他們采用陶行知與其導師杜威之間的關係這一狹窄視角，正如直到目前缺少加以證明的來源，[4]這些都阻礙了他們更加徹底地理解陶行知的成就，包括在陶行知與杜威的關係這一問題。另外一個基於不充分的證據和仔細研究所得的普遍假設是，陶行知在20世紀30年代變成了一位馬克思主義者。[5]我的關於陶行知在20世紀30年代的思想與實踐研究以及超越所麵臨的挑戰，都是這些前提假設。正如我在這篇文章中將要呈現給大家的，陶行知的在曉莊學校經曆之後的教育思想以及實踐是繼續演進的，他依然保持著獨立性與創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