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許是這一體驗，使陶開展他自己的文化項目，主要以農村為目標。他同朱經農一道，寫了他自己的《千字課》基礎教材，和他自己的一套讀物，而不用晏早已開發了的材料。這一新事物的引人注目之處——而陶似乎已意識到這點——是它在多大程度上處於中國基礎教育的傳統之中。除了使用最新的《千字課》為基本教材外，非正規性、靠初出茅廬的學者為教師、柔韌靈活性以及實際的功利與傳統的威信相結合，所有這些都是中國早在宋代以前便有的基礎文化教育特征。[53]
而且，私塾與文化學校之間的相似，在博斯維克（Borthwick）對中國早期近代學校的動人描寫中顯得清清楚楚：“然而，在新學校施以一律、強製和嚴格的地區，私塾卻是任意的、不固定的、非正規的、自發的。那些把新式學校區別為另一事物而不同於外部世界的界線，在私塾中是沒有的。一個私塾從未在設計一幢樓來住的意識上有它自己的前提：這會需要一個管理結構和收入，是它所服務的一個小村社難以勝任的……教師的角色絕不比他所住的房間更為固定……上學者易於輟學，但也易召回。而且也沒有固定的入學年齡：一個10歲的剛啟蒙孩子可以和一個4歲的早慧孩子誦讀同樣的課文。”[54]
這一切以及博斯維克在同一章裏所描寫的更多東西，可以在原則上若不是在精確的細節上，用來描寫平民文化運動的學校。[55]陶把自己比作武訓——一個文盲而卻在19世紀曾為窮人辦了大量學校的倡導者，這同50年代早期反武訓運動時他在人民共和國失寵不無關係。[56]
在陶用以解釋並證明其新事物正確那種文化淵源的模棱兩可性上，曉莊試驗師範學校項目是一個更為顯著的事例。陶於1927年在南京郊外的鄉村開辦了曉莊。他的意圖不僅是辦一所培養鄉村教師的學校，而且是辦一所就禍害中國貧窮落後農村的一整套問題，給教師們做講演和培訓的學校。曉莊不僅成了傳統的書本學習中心，而且成了鄉村管理、防止盜匪、農業研究、文化更新、經濟計劃等的中心。在陶看來，它是把教育擴展為包羅一切生活，使教育等同於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