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鳥瞰
筆直的道路與曆史的泥潭
美國式的進步主義教育曆程，作為中華民國的一個獨特運動已有過充分的闡述，其中尤以巴雷·基南所作的最為著稱於世[2]，乃至於這段曆史及其解釋在現代文壇上已成為標準化了。若隔開一段距離來看，它那過程的途徑是清楚的，發展線索是清晰而顯明的。然而，當我們接近內部時，事情並未解釋得那麽清楚——岸界趨於化為沼澤，流向變得更為不定，源流變得更為模糊。倘若我們從基南把進步主義解釋為一種半政治運動，試圖通過教育來塑造羽毛未豐的中國共和主義者之政治發展，轉而把進步主義作為一種影響更為擴散然而更為持久的教育運動來考察，這種情況便尤為真切了。
在本文中，我將通過考察一個較為有限的範圍，以考察進步主義在中國曆史這些較為精致細節的一部分，即它的主要倡導者之一陶行知在他與運動聯係最緊密的早期生涯時的傳記。結論與其說是要否定我已相信基本正確的既成曆史，不如說是就它在每個細節上的確鑿性提出某些懷疑，意識到一種教育觀念表麵上從某一種文化傳至另一種文化時實際的複雜性，由此而做出一種性質的評價，它必然相當大地修正像一種通常為西方史學家所接受的一般解釋。
進步主義教育在政治上的興衰
隨著袁世凱於1913年殘酷地鎮壓了孫中山的“二次革命”，一些中國的改革者從貫徹民主政治與社會變革的直接企圖，轉向經由優選改造中國文化為同樣目標的間接努力。不同傾向的知識分子，從儒家之後的梁啟超到第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李大釗，都論辯道，文化的變革，特別是拋棄傳統的中國思想與行為方式，是建立一個強大、現代和民主國家所必不可少的。他們認為，傳統的儒家文化應為所選擇的西方價值所替代，即一種基於極為廣泛解釋科學與民主的世界觀。就許多人而言，教育是實現這一文化變革的關鍵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