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伯特·布朗（Hubert O.Brown），美國學者，中國教育思想史專家。獲哥倫比亞大學、芝加哥大學和斯坦福大學三校哲學博士學位。現為香港大學教育學係高級講師。
本書選取了布朗在《中國的教育和工業化的世界：文化傳遞研究》一書中的長篇論文《中國教育中的美國進步主義：陶行知個案》。文中，他側重於微觀視角，著重考察了陶行知曉莊試驗的思想淵源，運用文化傳播學理論來探討陶行知與西方教育的關係，研究細致縝密。他認為，陶行知後來的教育改革首先與他早期信奉的王陽明哲學中所強調的直接感知以及思想與行為的統一性有關，這既使他易於接受杜威的影響，也表明了他與杜威的不同。
布朗在“鳥瞰”部分俯視整個中國教育中的美國進步主義。他將巴雷·基南的已經被認為是標準化了的研究結論，稱為是“筆直的道路”，但當更深入地接近這一發展曆程內部的時候，布朗向這一學術慣例發起了挑戰。他認為清晰的界限化為沼澤，源流和方向都變得模糊，稱此為“曆史的泥潭”。第一部分，布朗架構了“進步主義教育在政治上的興衰”的宏觀背景，結合當時的曆史史實和社會政治因素進行分析。布朗以多重視角分析了進步主義教育在中國衰落的原因。
作為該論文研究的重點，布朗以“陶行知：從儒學至進步主義至馬克思主義”為標題，分三部分進行論述。在“早期教育與熱情”中，布朗回顧了陶行知的家庭背景和教育經曆，提出了在直接感知的關鍵問題上，陶行知更傾向於王陽明而非杜威的觀點。“杜威教育哲學的中國型”主要闡述了1919年杜威來華對陶行知的正式影響，布朗認為這才是陶同杜威理論最持久的一次直接正式接觸，陶行知的“曉莊”教育項目、育才學校、“小先生”設計是對杜威演講理論的實踐補充。此外，布朗認為陶行知的個人使命意識和對科學的歌頌早於與杜威的接觸，並且他也沒有跟隨杜威對西方的美化和對中國的相對消極評價。在“進步主義教育運動災難結果中的陶行知”一節中，布朗論述了1917年至1922年陶行知進行的進步主義改革，1923年之後又走向平民文化運動，表現了對農民的又一種皈依。最後，布朗總結了全文的論述，並為開篇提出的問題做了探索式地解答。他首先分析了曉莊學校被迫關閉的原因，進而提出了一個主要論點：“雖然陶的教育生涯以許多新的轉折仍在繼續，但曉莊依然是最高峰。”該觀點為此後的史學家所讚成和引用。對於前文提出的陶行知同進步主義的關係問題，布朗在此處做了回應，他的結論是：陶行知的思想有如一個浪潮，而進步主義在很大程度上隻是一個相對微不足道的漣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