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是個了不起的人，但看上去卻很普普通通。他衣著簡單，生活儉樸。我1944年認識他時，他已出名，來找他的都是名流之輩，可他像與普通人在一起時同樣愉快。我是個士兵，並非軍官，當時僅19歲。相識後，他邀我到他所辦的一所學校去，後來又讓我聽音樂會，看歌舞節目。這說明他待人友好，深感他能給我一些教育。
他確實教了我不少東西，還給我許多鼓勵。做出這一切不是憑說教，這決非他采取的方法；也不靠談論他的成就，他一生熱心致力於教育，特別致力於發揮人的潛力。我從一次到他的房間拜訪活動中所看到的，所學到的，比他對我講述他自己的一切要多得多。
在育才學校，僅僅在門口掛一塊布簾把陶行知的房間與繁忙的教室隔開。在紙糊的窗格下，擺著一張寫字台，上麵擺滿摘記本、單據、信件，學生寫的文章和擱書板，在身後牆邊有一隻木書架，托爾斯泰、杜威、馬克思、濟慈和李白、魯迅、郭沫若的書放在一起，在屋角擺的一張木**，鋪著一條草席，其盡頭疊著兩條整整齊齊的棉被，床邊牆上掛著普通軍裝上衣，其旁是上麵寫得潦草記事的日曆。在床對麵的牆上是一張畫《一個學生正在幹活》，上麵寫了：“贈給敬愛的陶校長 學生王黎明敬贈”。在一張未上漆的鬆木公事櫃頂上，有一飛翔的勝利之神的塑像。與屋中垂掛著的僅有的電燈相對。在我們談話時，有個姑娘很有禮貌地打斷我們的談話，以便與他商量她負責的某件學校裏的緊急事件。我難以相信，這竟可能發生在孔子的土地上。但陶教授告訴我，在學校裏由學生管理或協助管理一切，他要他們行使民主——不是憑理論，而是憑實踐。
另一次，我和一位朋友參觀了育才學校音樂組，它就設在嘉陵江對麵農村的幾所簡單的房舍裏，他們為我們舉行音樂會、交響樂、合唱、弦樂四重奏。對於這些年輕人的音樂才能，我感到驚訝。這從一個方麵表明陶教授的教育思想使人不能忘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