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854年第一位中國學生從美國大學畢業以來，哥倫比亞大學及其研究生院、師範學院，影響著美國其他所有大專院校裏的中國研究生，已有100多年時間了。[2]對中國留學生最具吸引力之一的就是，由約翰·杜威、保羅·孟祿、威廉姆斯·克伯屈以及該院其他著名學者建立的校友聯誼會。大量中國留學生回國後，成為了教育界和政治界的領導。1919年至1921年，受其從前的學生、當時中國師範教育的領導和行政管理人員的邀請，杜威在中國11個城市進行了考察。他在社會哲學、教育哲學、倫理學、西方國家現代教育總趨勢等學科領域進行了廣泛的講學。
南京高等師範學校被普遍公認為是中國第二優秀的大學，也是杜威思想在中國的主要倡導者之一，後來成為著名的國立東南大學。杜威訪問該校時，在歡迎會上說，談到該校，他有一種特殊的感情，因為該校有大批教師在美國學習培訓過，其中不少還是他在哥倫比亞大學的擁護者和追隨者。杜威原來的學生之一、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教育係主任陶行知，當時也在聆聽杜威講學的聽眾中。在杜威的中國講學訪問後20世紀20年代至40年代，他的許多追隨者力圖在中國教育界實施杜威的教育思想。然而隻有陶行知將杜威的實驗實實在在地推行到了極致。這一實驗不是在位於大城市的高等師範學校，而是在一個小鄉村師範學校（陶行知1927年創辦的）曉莊師範學校裏進行的。
曉莊師範學校在陶行知的領導下，從1927年至1930年持續辦了3年，後來被當時的國民黨軍隊查封了，可它卻得到了全國的承認，認為“它是師範教育和農村教育改革的一支重要力量，是中國現、當代教育史的偉大開端”。[3]陶行知在師範學校被鄉村環繞的環境下，使杜威師範教育思想得到了批判性和創造性的實施。用他自己的話說，他將杜威理論“翻了半個筋鬥”，並將杜威的“教育即生活”改變成他的“生活即教育”；將杜威的“學校即社會”改為“社會即學校”；將杜威的“做中學”轉變為他的“三位一體的教學做”。[4]這使陶氏最著名的生活教育的實踐和理論體係得以形成，該體係表現出了學中做、與民眾相結合、將世界看作一個整體以及注重曆史關聯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