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族戰鬥中充當先鋒作用的學生，他們的知識分子角色並沒有隨著他們的成年而得到證明，至少在某種程度上是因為學生們的激進主義與一種占主導地位的運動主題相抵觸，這種運動主題是由他們的前輩們在政治麵前為文化改革而領導的。此外，教育部門在整個新文化運動的議程中有些落後。領先的新青年文化雜誌（《新青年》）成立於1915年，但與其同等的教育雜誌（《新教育》）直到1919年2月才開始出版發行。[2]在那時宣稱致力於“新教育”的人與那些致力於“新文化”的人並肩作戰。新教育推廣協會（新教育共進社）成立於1919年初，雖然它是在民主和個人主義的精神指導下運行的，但其領導人打算集中精力專注於教育改革本身，他們的具體目標是按照當時盛行的理念來重新組織國家的學校體係。因此1919年新教育運動的開始也標誌著共同商議的遊說努力的開始，其結果就是1922年的學校改革法令的頒布。
美國的教育機構
新教育運動的發起者是江蘇教育協會、全國職業教育協會、北京大學、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在運動的領導者中最突出的是蔣夢麟、郭秉文、陶行知和胡適。胡適作為文學和文化改革的倡導者最有名氣；蔣夢麟擔任《新教育》雜誌的第一主編，並且成為了運動的實際領導者；郭秉文主管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及其後來的國立東南大學，陶行知任該校教育係主任。1921年，為了推進新教育，成立了中華教育改進社，陶行知成為改進社的首任理事。上述四人都畢業於哥倫比亞大學，1914—1917年，郭秉文和蔣夢麟分別畢業，他們是中國第一批從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獲得博士學位的學生。為了進一步促進中國的教育事業，他們組織安排了約翰·杜威教授為期兩年（1919—1921）的來華訪問。杜威為哥倫比亞大學的教授，是當時進步主義教育方麵最權威的代表人物。1919年的新教育運動也標誌著合力倡導的開始，最終導致了1922年《學製係統改革令》的頒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