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府盡其所能利用20世紀的觀念努力控製中國鄉村的同時，一些中國的知識分子也以不同方式從事鄉村工作。1927年風行一時的“農民問題”，從某種意義上說，並不是新東西，鄉村進步是晚清維新派關心的一個焦點。新的因素是某些城市知識分子強烈關注鄉村發展。這些知識分子大多受過西式教育，但對中國鄉村生活卻沒有多少親身體驗。他們研究鄉村問題的方法包括一些政治實驗，但是更為典型的是以鄉村的教育工作為目標。在這個意義上，“鄉村建設”也具有自由主義的信念，即認為政治製度的變革若不是建立在思想意識變革的基礎上，就毫無意義。鄉村建設派也往往認為，在農民學會了解決他們可怕的經濟問題以前，鄉村生活的政治結構絕不會是健全的。鄉村建設和幾個基本概念有聯係。“建設”實際上看起來近似於我們的“發展”概念，可以認為是傳統中國政府的舊“公共工程”陳列的一種現代化延伸。與此有關聯的是“調查”和“實驗”的概念；“調查”講的是有關城市知識分子通過實地觀察，接觸鄉村情況的越來越流行的做法（《東方雜誌》1927年8月號全部篇幅刊載這類鄉村調查報告），“實驗”包括教育及農業推廣工作的實地項目，其中有些蜚聲於國內外；“示範”大概是對這些項目的更為適合的說法，因為它們是打算用來作為全國仿效的樣板的。
名流連續不斷地關心鄉村問題，可以在河北定縣的曆史中看到，定縣是這類最有名的示範點之一。在1900年以後的“新政”改革熱情中，翟城鎮的一個望族力圖通過教育，改造地方社會——談不上是鄉村名流的新活動，而是受到愛國心和對通常的新儒家觀點徹底懷疑的推動。翟城改革的創始人米鑒三認為，孔孟之道由於過分強調自我修養，對實際管理強調不足而受到歪曲。他重新闡述清代初期的某些批判，發現隱藏在朱熹的四書集注——科舉考試的準則中的佛教影響。米鑒三本人鄉試不中，遂不許兒子米迪剛參加科舉考試，一家人在家鄉致力於經世之學。[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