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陶行知的問題
盡管陶行知不是中國共產黨黨員，然而他在1946年7月的去世卻激起了中共高層領導人的極大悲傷。在他的墓前，讚揚聲不絕於耳：“偉大的人民教育家”（毛澤東）；“陶行知先生之死……是中國獨立、和平、民主運動的重大損失，是中國人民解放事業的損失”（陸定一）；林伯渠指出陶行知的名字將被解放區的教育家們牢牢銘記。[2]共產黨人勝利之後，通過出版《陶行知教育論文選輯》，對他的狂熱崇拜就一直保持下來。1950年，一係列由著名的共產主義者撰寫的讚美陶行知的文章和論著相繼出現。前頁上有經過修描的陶行知畫像，他以其直率和公正而被奉為公眾的偶像。[3]
其實，陶行知和絕大多數杜威式的知識分子還是有區別的。陶行知和胡適是同時代從美國“回來的留學生”，兩人都深受杜威實用主義普通學校觀點的影響。[4]然而在起始階段，陶行知的事業和胡適以及他的同事們便存在著分歧，他全身心地投入大眾教育。1927年成為鄉村重建運動的先鋒。1930年由於蒙受國民黨官方的懷疑，他被迫逃往上海外國租界，隨後去了日本。回國後不久，他便在上海附近著手他的新大眾教育計劃。30年代，陶行知在抗日群眾運動中表現非常積極，並作為“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的成員赴國外宣傳中國人民的抗日主張。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在重慶創辦了一所難童學校。日本投降以後，他又回到上海開展他的大眾教育。與此同時，他為民主同盟工作，並公開譴責國民黨領導階層及其導致持續內戰。由於聞一多和李公樸相繼被暗殺，陶行知的朋友們都很擔憂他的生命安全。然而，1946年7月他還是猝然病逝了。[5]
像他的許多同胞一樣，陶行知不把他和爭奪中國統治權的政治機器聯係在一起。他的工作不遭受政治聯盟的限製，也不受到這種聯盟的保護。他的事業體現在獨立地探討教育和社會改造的問題上。對陶行知的分類的困難可以從馬克思主義者和反馬克思主義者對待他的矛盾心理中得到解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