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晏陽初和定縣在美國一直很有名，然而杜威博士的最有創造力的學生卻是陶行知。他是一個窮學生出身，在受到王陽明學說啟發之後很多年，才於1915—1917年在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念書。他於1921年任南京東南大學教育學係主任，翌年繼蔣夢麟之後任《新教育》雜誌編輯。
陶行知是杜威的學生，但他正視中國的問題，則超越了杜威。他在群眾教育運動方麵非常積極，為工人和貧苦人民辦夜校和各種中心。他展開“小先生運動”，讓文盲學好後以他們的新知識教育其他文盲，這樣連鎖下去。對於1927年的反共產主義分子來說，這就好像一個政治炸彈一樣。在城市裏搞群眾運動，被視為叛逆而遭禁止。陶行知就到農村進行教育和農村恢複計劃。美國的進步教育用的現成的學校製，陶行知發現中國普通群眾隻能就他們的生活、工作、農村、家庭和車間所在地受教育；在哪裏聚居，就在哪裏學習。在所有美國訓練出來的教育者中間，陶作為一個窮人出身的人，使他成為極不尋常地同情於普通人民的需要，而這終於使他比別人更接近中國共產黨。最後他於1946年，在國民黨未能暗殺他之前，患中風逝世。
通過這些美國教育出來的領導人物，哈丁——庫利奇時期的美國，對於中國貢獻了什麽呢？美國提供的強點和弱點表現在杜威的中國之行。他於1919年4月30日到上海，正是“五四”事件的前夕，在中國兩年零兩個月。他於1919年6月在北京大學時，正當北京大學被捕的學生勝利地邁出監獄的大門。他的學生——胡適、蔣夢麟、郭秉文、陶行知和其他人為他大吹大擂，廣泛宣傳支持他們實行更科學、更民主的教育運動。杜威教授在11個省的76個講壇上，做了130幾次演講。他的演說譯成中文，以書和刊物形式廣泛散發，他關於邏輯、倫理學、哲學和教育的主要講話，是在北京大學和南京高等師範學校發表的，但他也在東北、山西、上海、湖南、福建、廣東以及長江下遊六七個城市都做了演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