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法國革命平等思想遺風的影響，現代民族主義者和革命者已經以人民共同意願的觀點來評判國家的合法性。[2]然而，“人民”一詞的概念對現代政治學理論來說仍是一個未定的範疇。正像普拉生吉特·杜爾拉（Prasenjit Duara）敏銳指出的那樣：“人民”在現代國家的結構中處於一個自相矛盾的位置：一方麵，他們是君權製的基礎；另一方麵，他們需要被重塑成為民族國家的現代“公民”。杜爾拉關於共和中國與封閉社會存在複雜的相互作用的文章抓住了“人民的”地位在民族主義者與革命理論之間的矛盾的特性。起初，革命的理論家們認為封閉社會中的成員是初生的中華（漢）民族的基礎，可是當社會各階層的成員身著明朝服飾並準備慶祝即將到來的共和革命的時刻，領袖們卻迅速平息了這種慶祝，因為這明顯地不符革命民主主義者的現代眼光。
在一篇有創意的文章中，梁啟超——也許是晚清最具影響力的民族主義理論家——宣稱國家的基礎實際上是人民而非天國的命令。[3]下了這個勇敢的斷言過後，梁又很快對此加以緩和。雖然人民是國家的主人，但在能夠擔當任何政治責任之前，他們必須被改造為城市的“新民”。盡管梁頌揚人民，同時他也特別呼喚一些改革家，他們應當是超拔於一般民眾之上的曆史“英雄”。陳華寬（譯音）論爭道，在那些晚清改革者的意識中“總是有著中國民族結構中一種民眾的沒被引導成為唯意誌論傾向的根深蒂固的懷疑”。[4]
改造國民的任務被知識分子，尤其是那些曾經在新式學校受過教育的知識分子滿腔熱情地執行著。[5]這些改革努力采取民眾教育、風俗改造和戲劇改良的形式。曾有一本著作認為這些形式多樣的活動匯聚成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對社會下層的啟蒙運動，在城市尤其如此。[6]依據教育思想的觀點，保羅·巴雷（Paul Bailey）指出晚清的教育者將他們的注意力轉向民眾教育。雖然這個廣泛開展的運動“啟發”了普通的民眾，可是這些努力卻被限製於城市。更為重要的是，這些晚清的改革家亦沒有究問知識分子（受過教育者）和民眾（未受教育者）之間的聯係。依循這個程式，知識分子致力於把民眾改造成為他們自身的複製品；直到20世紀20年代，未受教育者也可啟發受過教育者這一信條才進入知識分子的思維前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