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尻文彥，1969年生於日本大阪，日本帝塚山學院大學文學部教授。
川尻文彥的主要研究成果有《晚清的西學與明治日本》《“自由”與“功利”——以梁啟超的“功利主義”為中心》《杜威來華與“五四”之後的教育界》等。
本書選取了他寫的《杜威來華與“五四”之後的教育界》。在本文中，作者以陶行知接受和發展杜威的理論為中心，通過回顧杜威來華及中國追尋“新教育”的曆程和陶行知曉莊學校的實踐，以一個全新視角考察了杜威來華與“五四”之後的中國教育界的關係以及杜威的教育思想對陶行知的影響。川尻文彥認為陶行知並不僅僅像戴伯韜所說的那樣簡單地“推翻”杜威理論，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也不是向“生活教育”單線“發展”的。
川尻文彥認為，杜威訪華及其希望打破“舊教育”割裂“學校”與“社會”做法的思想，在“五四”之後的中國引起了各種反響，其中最有影響力的是在教育方麵，也就是說，以“新教育”為目標的中國知識分子特別關注作為教育學家的杜威，這與杜威著有水平極高的《學校與社會》《民主主義與教育》等教育學書有關。在中國，杜威被有留美經驗的知識分子介紹到知識界，而這些知識分子對杜威的了解極為多元，有時甚至會有“誤解”。作者認為，陶行知在深受杜威影響的同時，對杜威還有很獨特的了解。陶行知針對杜威教育理論中涉及學校與社會的關係、兒童自發性（“自動”）部分進行了深刻的思考，並重新解釋了傳統的“人欲”“天理”概念，給杜威的“自動”概念賦予了嶄新的內涵，並在此基礎上形成了陶行知的“生活即教育”的思想。通過本文，我們可以從作者論述中看出20世紀30年代前期為止陶行知“生活即教育”理論的形成過程及其特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