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欲考察五四時期思想界之狀況，就不能忽視杜威的來華（1919年）及其影響。他在中國各地進行演講，其講演錄馬上被翻譯為漢語，獲得了許多新文化知識分子的爭先閱讀。
新文化運動領袖之一的胡適是杜威的學生，他竭力將杜威思想介紹到中國，除了胡適之外，受到杜威思想感化的人還有很多。本文主要針對其中之一的陶行知。在有汗牛充棟之感的陶行知研究中，本文主要通過陶行知來看杜威對中國產生的各種影響以及在中國的反響，從前所未有的角度對陶行知的教育實踐加以分析。我認為借此可以闡明五四時期中國思想界的一個側麵。
20世紀20年代受到美國教育學的影響，朝野上下各種有關“教育”的“改革”議論紛紜。關於這個時期的中國教育製度，通常被認為“美國模式”代替了“日本模式”而取得優勢。然而，我們除了知道1922年的所謂壬戌學製（學校體製改革方案）是對美國的模仿之外，對其實際狀況似乎並沒有進行進一步的闡明。雖說要探討這種“知識氛圍”之變化並非易事，但我還是想在陶行知和杜威身上找出一條線索。
杜威不僅僅局限於教育學，他擁有許多張麵孔，給中國帶來了各種各樣的思想，可以說其中與“教育”有關的是最具影響力的。
日本學者竹內好斷言杜威對中國的影響“僅限於教育學說”。我們且不管竹內好的觀點正確與否，我們知道陶行知是杜威在中國的介紹者之一，他不僅是杜威的介紹者，而且在他一生的教育實踐中，與杜威思想進行了最為深刻的鬥爭。陶行知在中國教育史上的作用之大，杜威對中國思想界影響之巨，已是廣為人知的了。不過，實際上一旦說到具體情形，恐怕就不是人人皆曉的了。齊名並稱的陶行知究竟與杜威有哪些交叉點，又有哪些分歧之處呢？或者說，僅僅用“衝擊”“影響”“受容”“分歧”等框架就能獲得充分理解嗎？我想在下麵加以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