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中韓兩國之間的交流有著悠久的曆史和傳統。20世紀末，中國實行改革開放後，韓國與中國大陸間的關係逐漸好轉，1992年8月，中韓兩國終於掀開了全麵交流的新篇章。1970年，韓國出版了第一本關於中國教育史的專著，最近又有兩部新的著作出版。對中國著名教育家陶行知的研究至此有了新的亮點。
一、韓國對陶行知的研究
韓國對陶行知的研究，始於1975年。當時中韓之間基本沒有文化交流，中國大陸對陶行知的批判仍未結束，李炳柱先生發表他的論著《陶行知博士與中共的教育理念》，實屬不易。1992年中韓關係剛剛正常化，金貴聲先生就積極投入對陶行知的研究，自那時到現今，有關陶行知的研究成果不時見諸學術期刊。
李炳柱的《陶行知博士與中共的教育理念》中就有關於陶行知的研究，其大部分內容是論述陶行知的社會觀和教育思想與以毛澤東思想為基礎的中國教育理念有許多相似之處。1992年金貴聲發表《陶行知的兒童教育論》，該文認為陶行知是中國現代幼兒教育的開拓者之一，他的幼兒教育思想在整個生活教育的思想體係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生活教育的有機組成部分。金貴聲十分重視陶行知的學前教育。他介紹陶行知提出普及幼兒教育的思想和方法。
韓國關於陶行知研究的已有成果如下：
韓國陶行知研究成果一覽表
學位論文（1篇）
譯著（1篇）
韓國內學術雜誌發表研陶文章記載（8篇，按發表時期）
從以上統計可以看出①以前研究僅停留於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思想階段，並未能解釋當時的社會、政治背景。可是值得注意的是，以上關於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的研究為韓國的陶行知研究奠定了基礎。生活教育論是陶行知教育學說的主體思想，是陶行知在傳統教育和洋化教育的鬥爭中，在批判地繼承古今中外眾多教育思想的精華和總結自己教育實踐寶貴經驗的基礎上提出來的，並隨著陶行知教育實踐的深入開展而不斷豐富和完善。②現在韓國關於陶行知的研究者還是少數，這一點正說明在國內對陶行知的研究還未成體係。這也是在韓國連研究中國教育史的學會也沒有的原因。因此，筆者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