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言
在中國研究陶行知的教育哲學，按時期分為下列幾階段。第一期，是介紹陶行知學說的階段（1924—1951年）；第二期，是批判陶行知學說的階段（1951—1953年）；第三期，是停留期（1954—1980年）；最後，介紹陶行知學說，同時對於其教育思想之研究盛行於全中國的階段（1981年以來）。相較之下，在日本學界研究教育哲學，大約分為三階段進行。即第一階段（1930—20世紀40年代初），是教育當作解放國家與民族武器的時期；第二階段（20世紀40年代中期—20世紀80年代初），是使西歐教育逐漸本土化的時期；第三階段（20世紀80年代初—現在），是從民族與民主方式的新教育、建立新日本過程中付出的努力得到一種教訓的時期。據此，中日兩國收容西方教育哲學，發展改造一新具有不同的麵貌。無論如何，讓人注目的一點是進入兩千年代在日本、美國、韓國等地出現關於陶行知的教育哲學碩博士論文，其研究走進一**的階段。
與海外學界的研究趨向相反，在韓研究陶行知的教育哲學始於20世紀70年代到20世紀80年代，而至20世紀90年代以後不斷地展開，並進入狀態。其主要原因在於中韓建交（1992年）以後，專家學者們對中國學活躍地進行研究與政治情況的改變，有一定的關係。但是，實際上從事研究中國教育包括陶行知的教育哲學的人員並不多，自然造成研究及其成果劣勢的一麵。而就其研究學會來說，有一個韓中教育學會，就是韓國人當中關心中國教育的成員組織的。學會成員的專業大抵集中於教育學、曆史學、中國漢語文學方麵。其中範圍限於研究中國教育的專家學者少之又少。20世紀90年代以前，可說是韓研究陶行知的教育哲學以民族解放教育論、生活教育論等為中心的介紹階段。而其介紹階段最有影響的成果應該是日本學者所寫的一些資料。如日本學者齋藤秋男翻譯的《民族解放的教育》（明治圖書，1960年）、《陶行知生活教育論的形成》（明治圖書，1983年）等書傳入韓國境內，並發揮了巨大的影響力。這是因為在韓20世紀80年代前後撰寫有關陶行知教育哲學方麵的研究成果一律基於齋藤秋男翻譯的書寫成的。相對而言陶行知與梁啟超、康有為等近代人物相比，在韓就有少數人熟悉其人罷了。此外，20世紀80年代以前是中韓兩國仍未有建交的時期，因而韓國教育學界隻能靠日本方麵的成果進行研究，我猜想在韓陶行知教育哲學所需的研究不得不受到極其深刻的影響。在影響之下，韓國學者做翻譯研究陶行知的教育哲學所需第一手資料《陶行知全集》（全6卷，1985年）、《陶行知全集》（全10卷，1991年）兩套的刊行，起決定性作用的確是中韓建交一事。在韓對陶行知的教育哲學活躍地進行研究，顯然始於中韓建交以後，這是可以確定的。之後，韓國學者陸續地寫出其翻譯與專著，如涉及異於主題領域的“生活教育論”“民族解放教育論”“兒童教育論”等即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