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中日兩國關於陶行知學術的問題的研究中，有兩件已經明確的重要史實。
其一，陶行知曾在1930年秋到1931年初這段時間從上海秘密亡命日本，先後輾轉、滯留於東京、京都等地。
事情發生在1931年的“九一八”日本侵華戰爭的前夕。雖然目前尚不清楚陶氏東渡日本取之於何種渠道，但無可置疑，他對日本一步步走向軍國主義的社會動向十分關注。盡管陶氏在日本生活的時間很短，但他卻利用一切可能的機會考察了國立圖書館、東京大學。在京都，陶行知仔細觀察了前來明治天皇陵墓參拜的日本人的表情，敏銳地發現勞動人民對這個天皇製國家的“赤誠之情”十分淡漠。我個人認為，這件事對研究陶行知的生平、思想非常重要。
其二，上述之事經過三年半以後，1934年4月10日，一個自稱是陶行知學生，名叫葉維奏（真名不詳）的人同數名中國留學生一起，訪問了東京池袋的一所小小的私立學校，同該校教師牧澤伊平、戶塚廉等人一起座談。在座談會上，葉維奏介紹了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教育運動。翌年，1935年1月，牧澤在由“生活教育研究會”創辦的月刊《生活學校》的創刊號上以“中華民國的新教育”為題，介紹了陶行知在曉莊師範學校開展的新式教育和“小先生”運動。這是日本教師寫的第一篇關於陶行知教育運動的論文。
化名為葉維奏的中國教師為什麽要訪問池袋的學校？歡迎他們的牧澤和戶塚等日本教師為什麽會如此熱心傾聽葉氏的介紹？這些純屬曆史的偶然嗎？我認為，這絕不是偶然。陶行知的思想被日本教師所了解，給牧澤、戶塚等人施以重大影響這是曆史的必然。牧澤雖然在1945年逝世了，但是戶塚無論在戰爭期間還是在戰後，依舊對陶行知的教育運動熱情未減，由他倡導並展開的名為“日本的陶行知”的教育運動一直持續到現在。